一些成绩的时候。列宁曾很兴奋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说明苏俄通货膨胀已成过去，现在
政府已积有二百万卢布的储备金。我经过西伯利亚时所目击的情形，也证明比前大有改进，
火车已能准时开行；物质虽仍感缺乏，但物价大体已告稳定；生产也正在恢复之中。
我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职工国
际的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二七罢工的实况。但我的报告似并未如马林所预料的受到应有
的重视。失败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本是人之常情；这在共产国际也不能例外。不
久以前，陈独秀先生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也未能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这与陈独秀
先生讲话爱老老实实，不愿夸张一点似有关系。我的讲话也与陈先生有同样的格调，不愿就
此后发展的远景作过分乐观的描述。何况共产国际那时并无人预料到中国革命大规模的发展
就会在最近的将来降临。一般人只不过想到中共是在那里切实工作，已在斗争中有所表现而
已。
而且当时共产国际正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在忙碌着。我到莫斯科后的几天，共产国际即
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西欧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和苏俄问题。由于西欧工人多数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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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是很热烈的；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所谓苏
俄问题，是因当时联共党内有三十二个高级负责人所组成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联名控告联
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拉狄克代表联共中央答辩，向扩大会议声明：联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条的
错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它已领导革命获得胜利，而且目前情况已日渐好转，这就证明反
对派的控告是不应当的。拉狄克这个声明，多少反映出苏俄当时的实况。我也曾向扩大会议
就中国问题发言，主要是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但未引起讨论，似仅是这次大会议程中的一
个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星期，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草拟了一
个如何在中国各地组织秘密工会的办法，其内容却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们已采取过的步
骤。它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答应为二七受难工人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葬集一笔
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不久，情况还显得不很
稳定，故未加讨论。我这次赴苏的任务，至此告一结束，又匆匆的回国了。
①《向导》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确中或在贩卖中），
即处罚印剧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③ 劳动法大纲全文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
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
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
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
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
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
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
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
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
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
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
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
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
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
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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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
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
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
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
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
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
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
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
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
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
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
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活动。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
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
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
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
领导的错误”、“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
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
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
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
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
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
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
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①
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
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
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
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
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一齐爆发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
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