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我的提议为他们所接受了。由于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于是我托谭平山和李大钊分别
向孙中山先生和大会主席团代为请假。
孙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离开广州，便约我晤谈。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时，在西濠酒店夜
宴后，晤谈即在大厅中举行。我向他报告我发动铁路工人组织和参加二七罢工的经过，罢工
失败后，经过许多艰苦，铁路工人的秘密组织才渐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
日（即当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
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的。孙中山先生也不问我对大会有何意见，便欣然表示赞成；
并说去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比出席这次大会还更重要而迫切，应当从速赶往，至于彼此见
面交换意见，此后还有很多机会。于是我们握手道别，谁知这竟是我和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
的面谈。
孙先生知道我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极力加以弥缝。就在这天的深夜，他
派亲信送给我一封信并附了二千银元，托我捐给铁路总工会，祝贺这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
成功，并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二十三日我离开了广州。我这次来去匆匆，人们也许可以看出我的处境和情绪，也许可
以看出中共内部的烦恼，而国共关系发展的大势，也许可以从这里反映了一些出来。
① “谈话处”即番摊馆和鸦片馆，为军人包烟、包赌筹饷的所在。
第四章 国共初期的纠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以一个新的政纲来团集革命势力，是令人鼓舞的，但
也是甚难达成目的。国共两党离奇的结合关系，实是中国前途上的一个大暗礁，也是一切纠
纷的焦点。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离开广州；路经上海时，曾将我在广州所发现的问题告知
陈独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国共组织混合，一些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在我
看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要求国共两党在民主的基础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在广州无法
贯彻我的主张，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陈先生对我的说法并没有否定；他似采取“等着瞧”的
态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志们申述，但我不愿再引起争论，所以措词比
较和缓。我着重说因国民党代表大会一时不能结束，又因列宁逝世须停会三天，所以我为了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必须提早北返。北京的同志们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会请假的
举动。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按期于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到会代表约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铁
路的秘密工会。我向大会发表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工人应
拥护国民革命，力争工会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张。大会接纳了我的报告，据此发表了宣
言，并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表示对他们支援铁路工人的谢意。最后，大会选举了
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委员长，我当选为总
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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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总工会的组成，表示铁路工人又从“二七”的创伤中站起来了。分布在各铁路站的
工人秘密小组人数增加起来，工作也较为活跃。当时各地铁路工人中，虽还没有国民党的组
织，但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表兴奋。不少的铁路工人说：“现在国共一家，合力革命，
吴佩孚快完蛋了！”铁路总工会已经建立，为“二七”烈士报仇的声浪高涨起来。这就引起
军阀们的注意，不久，铁路工会又遭受一连串的压迫。
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先生和其他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回到北京，带
来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钊先生初回北京时非常乐观，极力称许这次大会的成就。他指出这次大会所发表的
宣言、通过的党章和决议等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他称道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对这
次改组的决心和诚意。他相信国共合作的发展，会很顺利。
他告诉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汉设中央执行部。执行部
的职权很大，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该管区的党务。孙先生希望老国民党员分
担各执行部的领导名义，提拔一些新进的同志，来担任各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上海执行部预
定由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以秘书的名义担任该部的实际工作。武汉执行部预定由居
正、覃振主持；孙先生希望我能去那里担任实际工作。北京执行部派定丁维汾、王法勤、李
大钊三人主持，至于实际工作人员，则由他们三人选任。
李先生根据这种情况，问我能不能去武汉。关于这一点，他还对我有详细的说明。他叙
述孙先生强调提拔新进的主张时，曾以我为例来说明。他说曾有人向孙中山先生进言，认为
我反对国共合作，不应列名为中央委员，此次出席大会又中途退席，足见仍有不满的意见。
可是，孙先生坚决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我既来出席，足证并无根本反对意见，至于因重要
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详细知道的事。他认为即使我曾批评过国民党，现在不加计较，也足
证他是大公无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孙先生对我的印象很深，几次称我为“五四运动的能干的
学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项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诉我，居覃两位虽曾托他向我代达欢迎的诚意；但他却从旁听说这
两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驾御为虑。他个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发展国共合作为当务之急，所
以希望我能去武汉，并相信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过他也向我声明，这件事中央和他个人
都愿听任我自己的考虑决定。
我说，我不愿去武汉担任国民党的工作。我说明我并不以为我不能与居覃两位合作；也
不是为中央所顾虑的，我这个在吴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汉会有不易避免的危险；而
是我根本不赞成这样做。我还进而劝他，中共党员分据国民党机构的要津，并无重大作用，
反而会引起一般老国民党员的嫉视。这样，这个拟议就被我婉词谢绝了。
当时李大钊先生也想邀几位同志去分担北京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应，也
不如意。那时北京多数同志认为，领导或参加革命运动，自应争先恐后，但到国民党机关内
去凑热闹，却可能会吃力而不讨好。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的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经常在那里
办公的是丁维汾先生、老国民党员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党籍的李大钊、于树德两位中央
委员。于方舟、韩麟符和我三个候补中央委员都经常去参加会议，有时也去办公。跨党的中
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
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
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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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
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
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
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
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
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
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
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
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
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孙先生①，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
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
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
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他曾当场发表了一个声明②，指出中共党
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的，可以说是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共党员之加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