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第305部分

　　　　我经常出席大会，但并非代表，而以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到会，坐在大会的中央　
委员特别席上。坐在这个特别席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记得好像只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不过　
她并非中央委员，而是大会特别邀请的来宾。第一届中央委员有的被放逐了，有的没来出席，　
有的担任了大会的职务。总之到会的第一届中委不及全体的一半，这一事实，似也引起过一　
些人的伤感。　

　　　　我是负责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的。我采取民主的方式，尊重党团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会　
多数的意见。中共的同志们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多认为这次大会不过是一个热闹的场面，　
避免提出足以引起争论的问题。我自己着重对于国共关系作些必要的解释，如在国民党内存　
在着中共党团的问题，是最使国民党人不安的；我曾发表一件致国民党员书，指出中共党团　
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并非破坏国民党的团结，恰恰相反，是为促进国共之间的团结。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庭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　
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庭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　
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　
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　
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便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　
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　
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　
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末中共党员也退　
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庭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　
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　

　　　　在大会选举中委的时候，被放逐了的胡汉民竟以最多的票数当选③。这事令人啼笑皆非；　
胡氏的当选固由于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数，至少足以证明代表中并无坚决反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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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的同志中即有人根据这一事实，说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让的；因为左派失去了廖仲　
恺以后，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让，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　
原因即在于此。　

　　　　大会刚要闭幕的时候，鲍罗庭告诉我，汪精卫对中共中央颇表不满；一则因为中共中央　
与孙、叶、邵等的会谈，无异对反对广州的人物讨好；再则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　
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鲍罗庭向我说这些话，显然是借汪的名义来　
打击我。　

　　　　我承认我并未贯彻中共中央的主张；但我也指出，汪精卫并没有事先和我详细商谈，以　
取得协调。我还转而指责鲍罗庭，说他除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　
的具体意见；对这次大会所持的态度，也不算是积极的。最后，我表示这里的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请求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　

　　　　鲍罗庭告诉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问题须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处理。　
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　
他还说到这次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大体上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也没有甚么重大的出入。　
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　
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　
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　
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　
埔内两个团体对立的状态，发表过演说，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态度；而鲍罗庭和中共的反应　
是太迟钝了；以致“三二○”的不幸事件，终于上演。这些往事，即使现在看来，似也不能　
责备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处理不当，主要是由于鲍罗庭的太过自信，没有掌握时机，在这次　
大会上解决问题。　

　　　①汪精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　

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　

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　

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　

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这是可信的。　　　

　　　②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　

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　

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　
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　
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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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　
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　
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　
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　
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　
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　
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　
之外还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　
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　
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　
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　
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　
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　
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　
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　
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这　
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　
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　
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　
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　
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