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
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庭对
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
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
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
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国民党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
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是当时中共
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
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也是后来
中共军事的资本。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
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药刺刀等军需之用；我还指示他们如何与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联络，俾
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
六月间，广州的中共同志都在为争取北伐胜利而积极配合。由于他们一向领导工农民众
团体，又握有军中政治工作的实权；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偏于军民联欢、动员民众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伐军标榜“不拉夫”、“不扰民”、“公平交易”等口号；但
在广东境内，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仍发生过一些军人横蛮强拉民夫的个别事件。所以中共广
东区委会觉得这次军事行动，已不如前此统一广东的战争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强调北
伐军应首先爱护人民，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削平军阀的任务。
我曾为此事访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他担负实际筹划北伐工作之责。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众“革食壶浆，以迎王师”，北伐军务须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既定政纲，制定各项实
施细则，并通令严格遵守。但他所关切的却是铁路工人，破坏敌军后方交通等与军事行动有
关的实际工作。
上述这些对北伐的不同见解，是蒋氏与共产派的分歧点。俄国顾问与中共同志之间，当
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
而且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仑，似乎是向着反共的目标迈进了。在蒋氏眼中，共方的议论，只
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共方“别具心肠”的疑虑。事实上，蒋氏当时抢尽了镜头，共产
派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但共产派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在北伐工作中，沉着坚定，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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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有不屈不挠的气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动员令颁布以后（也许是七月九日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
的前夕），我在广州已经居留了近四个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时北伐已成定局了，国共两
党的联席会议也确定暂行搁置了。我须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所举行的扩大会议；商讨对
北伐的全盘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广州之
行”的报告；陈独秀彭述之等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对北伐的估计未免过低。他们认为北伐军
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这种看法较之老成的军事家加仑将军的估计，显然还要保守些。
他们似是太重视了北伐工作中同床异梦的种种迹象，而忽视了传统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
用。也许是受上海报纸言论的影响，因当时上海多数报纸对北伐很少作有利的报导。此外，
主观上他们也许想到，北伐的进展无异是蒋介石反共气焰的高涨，无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实，
作接近主观要求的想法。会议所通过的政治议案，曾指出“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是防御
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北伐”⑤。这种看法，事实上使中共
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当时中共党员已增至三万人左右；湖南农民协会已拥有约二十万会员。中央这种消极性
决议，与当时显然大有可为的形势是不相配合的。会议虽然也通过了团结左派、打击蒋介石
派、强调民族联合战线、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夺取地方政权和渐次发展工农武装等等决
议⑥，但不免流于纸上谈兵。中共中央并未抓紧时机，在北伐中增强自己的势力。
这曾引起谭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开表示不满。我们认为反对蒋介石和对北伐采取积极
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认为北伐是进攻的，是可以夺取武汉的；而不是防御的。我们
指斥彭述之等的书生之见笼罩了中央机构，只会做空洞文章，忽略了当前实际任务。我们要
求对北伐采取积极行动；因为在北伐竞争中如果落后一步，后果将很坏。但我们这些主张，
被视为“联合反对派的公开表现”。
同时，广东区委也对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们强调中央对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是
不够彻底的；主张在北伐进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口号，以期动员广大
农民完成北伐。这些争执，就是后来中共中央领导陷于分崩的伏线。
不久，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多数的估计是错误了。北伐军于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之后，八
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以各别击破的策略，直指武汉。中共中央这才在这些剧变中，逐渐改
变对北伐的观点；采用较积极的政策，但已经是落后一步了。
在此时期，我是中共中央动员中共党员参加北伐战争的唯一负责人。前此，我往来沪粤
之间，担负着紧急任务，自然没有时间去处理中共中央的经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
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则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并确认它具有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的职能。可是，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
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我们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工作，虽积累
相当的经验；但对指导战争，则仍是门外汉。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万万比不上国民党。我
们没有电讯等通讯设备，也没有可资运用的情报资料，一切只好从头做起。从领导民众运动
的机构，转变为领导战争的组织，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的。我所领导的军事部在北伐狂潮
里，只开始调用少数有军事知识的同志，派他们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动员工农群众
的初步规划。
我记得我的军事部当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组织了一个派到武昌去的暴动队。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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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八个人，由黄埔第一期生余洒度同志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会同湖北方面的同志们，扰乱
敌军的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敌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至于其他次要的地点，就
只能派一两位同志去。当时中共的地方组织也是长于民众运动工作，我要求他们依据广东的
经验，动员工农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正围攻武昌；我率领中共中央
军事部的班底，赶到汉口直接应付战争去了。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
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因此，可以说在北伐过程
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
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①关于共产国际不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指示，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
书中曾加说明。他说：“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
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
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工委员会，
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中国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
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②段在国民军将失势时，曾暗中勾结京畿驻军唐之道部，作奉军的内应，以图取得奉张的支持，不料为
国民党所窥破，乃有四月九日冯部鹿钟麟收缴执政政府卫队枪械之变。段逃匿东交民巷，通电报告政变；而
执政政府也就此消灭了。
③见张其驹著《党史概要》第二册第五一九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年初版。
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八条的全文是：“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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