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
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
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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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
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
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
蒋分清径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
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
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
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
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
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
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
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
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
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
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
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
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
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
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
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
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
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
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
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
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
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
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
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
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
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
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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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
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
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
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
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
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
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
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
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
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
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
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
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
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
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
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
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
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
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
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
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
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
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
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
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
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
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
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
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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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
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