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
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
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⑾。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
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
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
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
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
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
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
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
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
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唐生智的这一主张，且曾提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举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获得通过。
②独立团的辉煌战绩，后来周士第所作《回忆叶挺同志》一文，有较详确的描述；周文见华应申编《中
国共产党烈士传》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这个联席会议举行的期间是自该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关于处置郭聘帛的问题，总政治部内部就曾发生过争执，详见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页至第
三九二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说：“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
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编辑出版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百页）。这里所谓“为时不及三月”，即指一九二六年双十节前至该年年底而言。
⑥自革命军占领武汉到这年年底止，武汉各工厂罢工次数甚多，其中重要的罢工而有记载可考者，即达
三十六次之多（见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二一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初版）。
⑦这是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一六页）所规定的。
⑧武汉总商会曾因此于十二月三日举行大会，议决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费之增高而要求加资，实出于
理所当然；但提出不正当之要求而罢工者，则实不能予以赞成。且如加资问题，劳工者与资本家可以直接交
涉，无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此种暴行宜从严禁止。三、政务委员会对于
此二事究有何办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无善后办法，商界将罢市以自卫（见陈达著前书第二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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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二四页。
⑩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里，就曾提出“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
的主张期（见《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⑾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三六四页。
第二章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
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
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
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庭的支持。等到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底认为反蒋时
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这一反蒋运动，自然是以各方反蒋的倾向为基础而
决定的，由限制和削减蒋氏权力开始，进到武汉政府与蒋氏正式对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
国民党中央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国府主席谭延辏У仍颉�
正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随后迁来武汉。
当我到汉口旧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访问鲍罗庭时，他正在客厅接见宾客，我便在
他的办公室内先与随同他一道来的张太雷同志晤谈。张太雷首先向我说：“鲍罗庭真有几手，
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
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由他从旁任翻译。鲍罗庭劈头便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
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
将身体扭动了几下，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
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
向鲍罗庭恳切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张太雷认为鲍罗庭对唐生替这篇不平凡的谈话，不是甚么外交词令，而是具有联唐反蒋
的决心的表示。他还指出鲍罗庭此一行动是否已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他虽然毫无所知，但他
确实知道鲍罗庭对蒋的不满有增无已；此次他们路经江西，曾于当月七日在庐山与蒋会商，
看鲍的神情，可以推测谈话结果必然是不圆满的。他对一个初见面的唐生智，就有这种露骨
的表示，足见他对蒋氏是如何深恶痛绝了。
不一会，鲍罗庭踱到办公室来了。他亲切的和我握手，嘘了一口气说：“好了，我们又在
一个新地方晤面了。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在我们谈到武汉一般情况时，
他说：“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
炮口威胁之下。”
我们的话题因而转到有关外人在武汉的动态问题上。鲍罗庭表示对武汉的一切，都感满
意；但对外人的动态，今后则应加强注意。我于是向他推荐一位懂英文的中共青年李君（我
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做他的办事人员。后来这位青年便替他做调查外人动态的工作；而中
共湖北区委方面也因经费不足，乐得把这项工作推由鲍罗庭直接负责。
在此期间，不仅鲍罗庭等新来的人，在从事布置班底的工作，中共湖北区委会也在忙着
部署这类的事；并且从武昌搬到了汉口。鲍罗庭认为湖北区委的工作范围，因为国民党的中
枢移到了汉口，已经不仅是湖北一省的事务，他要求我们立即搬到汉口来，以便和新来的国
民党中枢要人，能经常保持接触，把握整个局势的发展。我们接纳了鲍罗庭这个建议，作了
一番新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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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鲍罗庭和我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
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组成以后。联席会议为何要急于组成，职权为何，已否得到蒋
的同意等等，鲍罗庭事先都未和我提过。等到联席会议举行之后，鲍罗庭才向我表示：在广
州时，他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我问
他为甚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而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
他向我指出下列各点：一、蒋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
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
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氏一直要建立他个人
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这些已引起国
民党大多数中委的反对，这次和他同来的国民党中委，一致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
了一个联席会议，俾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三、蒋氏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
就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鲍罗庭很注重军事实力。他说到大多数的军队也都对蒋不满。唐生智的反蒋态度，固不
待说；邓演达和第四军的多数将领，将积极支持汪情卫；谭延辏У牡诙炫嗟碌牡谌�
程潜的第六军也都是一向不满蒋的；第七军在军事发展上，与蒋也有许多矛盾；而且冯玉祥
已解西安之围①，他的军队一出潼关，又是蒋的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从军事实力上
看来，蒋的独裁前途，自是荆棘丛生的。
鲍罗庭这些看法，是他反蒋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大转变。反蒋的基本
政策，固然如箭在弦上，不容有所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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