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与我所记忆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宣言全文见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⑩陈先生辞职书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
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⑾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曾提到这次会议的情形。
⑿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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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南伐”似从未有过具体计划。因为事属秘密策划，其大要是第四军回师广东，首先进到广东北江东
江一带地区，再驱逐驻在广州的李济琛，形成另一左派中心，与南京武汉相对抗。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第一章 南昌暴动
从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明白国共合作终于完全破产了，中共也濒于支离破碎了；但问
题的中心，是此后中共何去何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经由南昌暴动，竟转入到苏维埃运
动时期。更不幸的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思想和实际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也从此
堕入了左倾的歧途。
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确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
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
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
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
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
本就是机会主义。
国共虽然分裂了，但国民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政府快告结束
的时候，国民革命还只是在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北伐尚未完成，军阀和反动势力还以各种
形式到处猖撅，中国统一的任务，还差得很远，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在中国不仅保有
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它们还可以运用其驻在
中国境内的军队和炮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革命；愈到中国北部，日本的侵略势力，
更是不肯轻易退让。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是相继清共分共，但还在与奉系军阀作战，并未有
与日本等列强势力勾结起来。中共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即是国共闹翻了，
大批共产党人受到了杀害，但国民革命还未成功。如果中共当时仍能向国人号召国民革命，
一致继续努力，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动行为。循此前进，
大可以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途径。
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
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
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
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
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
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
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
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
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
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
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
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
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
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
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
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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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批判之词，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
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
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
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
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
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和苦闷、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
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
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
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
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
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
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
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
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
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
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
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
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
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
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
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
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
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
后的南得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
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资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在这两天内，我和
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
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
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
昌的情况。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
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
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
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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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情势紧迫，一部分到会者要赶着去与贺龙等举行另一特别委员会会议，另一部分人
又有要事急待处理，大家都心情紧张急躁，根本不愿谈到“成功希望”和“改变计划”等等
说法，谁说一句松劲的话，怒火就会向他喷来。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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