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
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
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
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
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
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
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
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
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
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
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
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
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
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
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
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
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
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
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
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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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
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
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
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
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
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
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律迅速予以
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
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
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
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
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
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证粮，弄得老百
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
了因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
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的长布手巾，
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
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
些”这就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
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
权等等工作。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
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间的办法去
套取他的实情。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
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慰AB 团“④，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
不意的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他们原拟约集二三
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
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伕，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
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
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
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
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
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洞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
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
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
来的。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
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曾警告我们，这一股土匪很凶恶，我们这一大群人，到了这里，
便已无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们又告诉我们，这个市镇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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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取乐，市上商人，又是与土匪互通声气的。
我们听了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压抑自己的惊慌，故作镇静的对他们说：土匪
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就快要到了。待这几个行人走过以
后，我们商决只有用单刀赴会的精神，大摇大摆的走到这个市镇上去再说。于是，我们将自
己的队伍编制成为一支打前站的部队，由我任指挥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我们循着
一条小路，进入了市镇，并在街头上的一间豆腐店，宿营下来。扮演卫士的小小个子的郭亮，
演得最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声势显得特别响亮。他告诉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
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
引起误会。这位店老板和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土匪虽向我们警戒，但未引起任何
冲突。
我们在这间豆腐店内，不管外间的情况，在那儿大吃大喝一阵，以饱饥肠，吃饱以后，
由我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板和他临时邀来帮忙的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似是由
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向他们问话，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
部的消息？”他们说：“听说过。”于是我向他们宣称：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
这里的山大王，没有甚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
军可以加委他一个名义。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
支队小司令。他可以将我们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这里来和我们会面，
那就说不定了。我们这样交涉完，也就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一个向导，领我们翻山越岭，
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原来就是我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位向导在途中
曾向我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我们大军为难，我们沿途如有掉队人员，
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司令，还要找贺总指挥。这样，我们就走
出了这个土匪窝，在那小镇上雇到两条船，向上杭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我们的
船因为有当地的船伕驾驶，显得履险如夷。我们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