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这是共产国际极为愤怒的事，似乎没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说到
应联合富农抑或反对富农的问题，似乎这都是莫斯科的清谈。何孟雄及一般同志所知道的，
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类的左倾空谈。他们多根据日常体念和切身痛苦来批评李立三。他
们讽刺李立三这尊大炮只会吹牛，一味言过其实，好大喜功，拔苗助长。他们举出很多实际
的例子，例如应该在若干大城市发动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这件事或那件事来反对国民党之类，
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视，便是只凭主观乱搞一通。比如，某一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切身痛苦而
酝酿罢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过高要求，所得的结果，往往是吓走了工人
群众，不但罢工不成，而且使到有些中共党员和工人活动分子因而被捕和被开除等等祸害。
在农村中也是一样，不让企图再起的农民有准备力量的机会，老是命令他们作力不胜任的进
攻。总之，那些满怀郁抑的同志们，常这样慨叹：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广大工农
群众和知识青年中，已培植了相当基础，虽经清党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仍在各处埋
藏和保留着不少的根苗，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闹，这些根苗也几乎丧失殆尽了。
李立三朝夕梦想凭苏维埃和红军来打天下，虽也获致可观的发展，但一般同志还是认为
他坐失良机，没有达到更好的成绩。我没有听见过同志们根本反对苏维埃路线的说法（当时
只有托洛斯基派曾这样说）。一般同志大多认为苏维埃路线是既成事实，或者说要反对国民党，
那就非要竖起苏维埃的旗帜不可。一般批评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对此作法甚有偏差。同志讥讽
李立三专爱发号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鸦片烟瘾一样。他务虚名而不求实际，重
量而不重质。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
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
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
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或者，凭他的主观，指示甚么应当做，
甚么不应当做，声斥这样，褒奖那样，忙个不停。至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种方式
组织农民斗争，训练各种人才，充实苏维埃，协助解决各种困难，实际掌握红军，增强战斗
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够重视。
李立三一向爱搞甚么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二年，领导安源矿工罢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运
动时，都曾这样做过。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间，当他认定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须在全国范
围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组织、少共和工会等等都混合
起来，组织成行动委员会。所谓行动委员会，即是暴动指挥部，其组织人员，由李立三自上
而下指定，其所进行的工作，也是直接有关暴动行动的。李立三这种作法，遭受何孟雄等的
反对，也使共产国际大伤脑筋。他们都认为李立三根本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即是取销
了中共，少共和工会的经常工作，如争取群众、宣传、组织、教育、训练等等日常工作。一
句话，没有这些经常工作，即等于根本取销了这些组织。
一般同志更讨厌李立三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的作风，指斥他蹂躏了党内民主。他们形容
从前瞿秋白惩罚同志的时候，有点阴森森的，如今李立三却有点耀武扬威的气概。李立三撵
走蔡和森，开除陈独秀，都做得有声有色。虽然不少同志因此消极了，或者走上托洛斯基的
道路，幸而还没有伤害到中共的根基。一中共一般中坚干部，多是与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战
友，应该是不能随便撵走或任意开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责他们右倾或是机会主义的残余。但
实际惩罚，除了调动职务、降级、警告、留党察看等等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了。不少同志，
形容李立三粗枝大叶。他从前搞职工运动的时候，老是打冲锋、放大炮，刘少奇总跟在后面
替他收拾烂摊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宝座，仍然一味唱黑头，周恩来跟在他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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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埋头苦干。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只有周恩来知道，一切实权都在周恩来掌握中。他也
不完全了解各地中共组织的活动实况。同志们的不满情绪，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
酝酿反对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志这样说过：幸好他粗枝大叶，不然更不得了。
许多同志也埋怨周恩来，说他没有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一味追随李立三。有些同志
指出，只有周恩来能够影响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动向。他也了解一些李立三的错误，
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他比较了解中共各级组织的
情况，也知道若干同志对李立三的不满，他不是故作痴聋，就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几句。日子
久了，同志们也就不指望他能够改弦更张。有些同志，说周恩来的性格圆滑，为了避免是非
上身，不敢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和李立三是半斤八两。自一九二四年，他从法
国归来后，就进入黄埔搞军队工作，没有参加过领导群众的基层任务。不懂领导群众的艺术，
只知招兵买马，因而他的思想与李立三极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纠正李立三那种军事冒险的
作风。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大清党以后，陈绍禹等即陆续返国，李立三对他们所采取
的压抑手段，陈绍禹等也曾表示过反对。该年夏天米夫也来到中国，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
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指导中共，并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这样，米夫派就完全卷入了反立三
路线的斗争之中。
陈绍禹等返国后，多派到上海区委属下的各分支机构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因而与原在上
海区委内工作的何孟雄多所接触。在何孟雄与陈绍禹最初几次谈话中间，即发现彼此意见极
为接近。何孟雄强调必须本身力量充实和坚强起来，才能获致胜利，陈绍禹说明共产国际主
张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扩大和充实红军以及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争取群众的政策，并指斥
李立三对于此一政策诸多违反。他们这样彼此唱和，一个了解实况，一个引经据典，登时成
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米夫来到上海之后，陈绍禹以充当翻译之故，建立了彼此经常接触的
关系。在事态发展中，陈绍禹因能居间勾通米夫与何孟雄的关系，陈曾向何吹嘘米夫，也向
米夫说明何的主张和他在中共的潜势力。
关于对米夫陈绍禹等的态度，一般老干部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何孟雄认为米
夫主持中大，亟谋训练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似乎未可厚非。何也
觉得米夫除反瞿秋白外，没有过分排斥张国焘等的言论，大致是可信的。何认为陈绍禹等确
是懂得马列主张，再经过一番锻炼，将可大用，因为老干部应以宽大胸怀，奖励后进，不可
因小故而有歧视之意。何认为推翻李立三的统治是首要任务，并应提携陈绍禹等人，再经过
陈绍禹来打通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夫等人的关系；如此共策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罗章龙当时极力反对何孟雄的看法和作法。罗曾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亲
自领教过米夫的手法，因向何孟雄指出，米夫趋炎附势，那里有甚么领导中国革命的抱负，
不过在反拉狄克斗争中，在维持他本人在中大的统治的挣扎中，俨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口头
革命家，在那里猎取权势的朋党而已。现在他又因利乘便，利用此朋党来控制中共。陈绍禹
等走入了米夫的邪门，如疯狗一样，逢人便咬，那里能干得出好事来。在罗章龙看来，决不
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若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
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
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
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
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
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共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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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全会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次全会除表面接受共产国际政治指
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陈绍禹为右倾反党分子。
这就使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的顽强，须采取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
科去，一面策划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陈绍禹等初时对何孟雄极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干部，因而他们合作日趋密切，彼此
讨论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选问题。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
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