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
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
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
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
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
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
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
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
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
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
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
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
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
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
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
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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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
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
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
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
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有的人有检讨说，无论红军官兵或苏维埃人员都有过破坏纪律
的行为，寨子里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动派的造谣，而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沈泽民在发言中指出许继盛在多方
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单就其对妇女的态度来说，就是最不应当的；许的私生活糜烂，有
许多姘头。他质问许道：“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
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红
军的高级将领吗？”
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许继盛极感不安，他辩称他
没有过强奸妇女的事，不过是行为较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说，他原是党龄较老
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的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他将彻底改正错误，以往过失请大会
严予处分。
大会展开的斗争愈烈，牵涉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原任军分会主席的曾钟圣和任军政治委
员的余笃三，也受到斗争狂浪的波及，他们被指责没有及时纠正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
同时他们也自承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新集有一个新从七里坪迁来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
条”的老手，也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次批评大会在整饬军风纪方面，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一
般人都觉得今后不能再乱来了。
最后我出来结束这一场斗争。我向大会提议，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们了解这些错
误的严重性，订出共同遵守的纪律规范，并不是要对过去犯过错误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志立
时予以处罚。有些同志曾犯过轻微的错误，只要能改正过来，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惧。
根据我的提议，大会转而致力于纪律规范的建立。首先对妇女态度的问题，规定凡有强
奸妇女罪行者，应受苏维埃法律的制裁，严重的要处以极刑。对于妇女们的其他非法行为，
按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规定应进行广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
式结合，并在红军驻地附近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设置接待室，供有夫妇关系或正式恋爱者住
宿或谈话之用。
大会通过一些条例，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农监察委员会，军分会之下设立军
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区设置监察委员会。就由这些机构来执行维护纪律的责任。
我们主张，说服教育和严格执行纪律要相辅而行。我们反对发动苏区内自卫军和农民到
白区去打土豪，以解决苏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只有红军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在白区征发
土豪的粮食，但须发动当地穷苦人民一致进行。我们反对：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和私
搜俘虏荷包等等，认为这都是不法行为。我们所有苏区的人，都要尊重苏维埃的法律，尤其
是红军官兵，不可有违反苏维埃法律的行为和藐视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反对苏维埃工作人员
倚势欺压老百姓。我们要提倡党内民主，反对党的干部任意强迫命令一般党员。
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另一个重要项目。沈泽民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主张重新分
配土地。他说明这个区域的土地虽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则
系以劳动力为标准，仅依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问题。而耕牛、
农具、山林、茶园等，还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时候，没有发动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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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富农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有些地区，他们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保有政治上的潜
势力；三、分配得不确定，经界不显明，仅凭分配时所插的标志来认定，而这项标志历时稍
久，多以湮没无存，引起许多混乱，因而必须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证为凭；四、代耕制
度原是优待红军的好办法，但被滥用了，苏区内参加红军的人员已经很多，苏维埃工作人员
和地方武装人员的田地，也多援用红军条例要老百姓代耕，这样，使老百姓的劳力更感不足，
影响了生产，应严格拟定代耕制度，缩小代耕制度范围。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穷苦农民；富农多余的或出租的
土地也在没收分配之列。在理论上说来，平均分配土地，本与社会主义无涉。中共中央认为
这种做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应采的政策，既可以满足一般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发动
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其实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每家农户得同
样一份土地，不过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分散的小农制而已。每个分得土地的
农民都不过是小所有者。
实行平分土地，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各个苏区推行得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骤也参
差不齐。主要原因是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从主观划分阶级，本是极困难的。一般来说，
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为数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对的多数。有一片很小的土
地出租，不能不说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况，也是贫苦的，甚至还是靠出卖劳力为生。农
民穷苦与否，有时也不能单凭有无土地来划分，往往一个自耕农甚至有点土地出租，家境确
不是富裕的；而另一个佃户虽无土地，但租种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农代为耕种，家境却
是比较富裕的。还有乡村中商贾负贩和一些手工业者，也附带经营农业，有的被视为农民，
有的又被视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就由于这些复杂的经济因素，要去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
农，确非易事。
中国农民历来所希望的，是买田置地安居乐业。平分土地的口号，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
之七十的贫苦农民，确是富于吸引力。可是，受过革命洗礼的鄂豫皖区的农民，对于平分土
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询问过许多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观感，他们多数说到要苏维埃站得
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数。有的却说单分得一块土地，没有耕牛农具和本钱，还是不济事。这
些简单的答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经济条件，单凭分土地，
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者，却夸大了平分土地这个政策的魔力，认为只要能正
确的实行平分土地，就能创造出苏维埃政权。其实，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南京政府的广
大联合战线，单纯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单势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义者，则以军
事胜利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对于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我们在这次大会中，曾极力鼓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