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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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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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兴奋剂。 

    国民党人士是较早从事职工运动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 
们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带的工会主要都由他们领导。不过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多保有行会色 
彩,有些甚至劳资不分地混合组织在一起,而且会与会之间也极少联系。为了支援香港海员 
罢工,广州各工会也左倾起来了,觉得有组织广东总工会的必要,并热诚与其他各地的工会 
实行合作。 

    湖南劳工会是别树一帜的。它的领导人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以工人独立从事经 
济斗争为标榜。在实际斗争中,曾一度与中共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 
盛顿会议举行时,它发动过一次劳动群众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 
资本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及其走狗”等口号。这种举动显然与中共的活动相配合,也 
与该会派王光辉为代表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事互相关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长沙华 
实纱厂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罢工,也是由它所领导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用武力将湖南劳工会解 
散,并捕杀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这件事曾引起全国劳工界巨大抗议,多少改变了湖南劳工 
会那种独行其是的旧有观念。 

    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自从我在长辛店开始工作以后,到一九二二年五一 
前,已有二十六个主要车站建立了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分工会等初步组织;除东三省外,工 
人组织遍及各路。京汉路、京绥路、泷海路和粤汉路的武长段等都曾发生多次局部性的罢工。 
这些铁路工会的组织及其斗争方式都是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这个重要工业城市竭力扩大它的职工运动的阵地。它一反过去的那些“招牌 
工会”之所为,直接深入到各工厂里面去展开活动,而且在一些纱厂、机器厂、印刷厂、烟 
草厂等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的组织。它领导过较大规模的纱厂罢工,和长江流域的轮船工人罢 
工等。它在武汉等城市和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展开在工人中的活动,开始形成各业工会 
的组织。即在广州和香港工人中,由于它的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它的声望也在急剧的增 
加。在这种全国职工运动趋于团结的形势中,国民党的势力不仅偏处广州一隅;而且它也未 
适时采取积极的领导步骤。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那种不注重组织,孤立的领导工人 
从事经济斗争的做法,在这一运动浪潮高涨的时候,特别显得不合时宜。中共和它领导的劳 
动组合书记部却能把握住这一客观形势,实际组织这一次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由此,中共 
确立了它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这对于中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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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举行,主要是为建立一个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这不仅要有国共 
两党的合作才能办到,同时工会组织的本身也有甚多实际问题急待解决。陈独秀先生和我乃 
于四月底赶到了广州,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广州支部的会议。陈独秀先生在这次会议上报告 
了劳动和青年两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原系老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一年为陈独秀 
先生所邀请而参加中共的林伯渠②,发言支持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 
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其他同志如谭平山、陈公博、 
谭植棠等多数人的发言则对孙中山先生颇有批评,他们大致支持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 
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的排挤。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曾以省政府名义竭力支持香 
港海员罢工等等。 

    由于上述这些同志对国民党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次会议在国共合作一点上并未达到确切 
的结论。以前陈独秀先生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时,与陈炯明相处无间,此次自不免左右为 
难;所以他在做结论的时候,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 
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 
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这次会议就接纳 
了他的这种提议,因而对国共两党合作这一点,并未与国民党方面恳切商谈。 

    当时孙、陈冲突已经过长期酝酿,到达了紧张的阶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孙先生由上 
海回到广州,翌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并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成立另 
一中华民国政府。六月间平定了广西,形成西南对杭北京政府的局面。当时云南、贵州、四 
川、湖南等省的军事领袖虽宣布不服从北京政府,却标傍联省自治,并不与孙先生的北伐主 
张相一致。在这个时候,孙、陈间的意见分歧也就显露出来了。孙先生主张以广东作革命根 
据地,实行北伐。陈炯明则企图盘踞广州以自保。后来,陈炯明并进而主张联省自治、分省 
建设,显然更与孙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工人群众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以后,按期于是日 
下午揭幕。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几个工会。这工会的会员总数约计二 
十万人。代表以来自广东、香港两地的占多数;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 
黄焕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 
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 
代表史文彬等。从党派关系来说,以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 
二人参加。那天,我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报告召集大会的经过 
以后,即提议推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等五 
人为主席团③,由于广东与外省言语的隔阂,能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谭平山始终执行着主席 
的职务。谭的成名,便是从这次的表现开始的。 

    全国劳动大会假广东机器总会举行。 

    那时广东机器总会对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虽表示赞助,但未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于 
是劳动大会的领导权便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谭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开主持大会的进行,更是 
大出风头。我则为避免刺激国民党工运人物的情绪,退居幕后,但大会的种种决议多半是由 
我拟定的。 

    一般说来,劳动大会的进行相当顺利,成绩也很显著。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所提议的“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作为工人参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针。对于工人切身 
利益方面,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要求劳动立法以保障劳工利益”等 
案。此外,又通过了“工会组织方案”,反对“行会”,“帮会”原有陋习对工人组织的影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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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张工人应按照工厂和企业,全体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形成全国产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工会。 
同时,每一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各种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再由全 
国性质的各业总工会和各地区的总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总工会。 

    这次大会认为全国工会组织还不算普遍,组织全国总工会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决定在 
全国总工会没有组成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讯处;并负 
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这一决议标志着中共在全国工运中开始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劳动大会以外,各地工会代表的活动也非常积极。当时广州市国民党组织及其所领导 
的民众团体,对于劳动大会的举行极表欢迎,纷纷举行联欢大会。 

    劳动大会曾邀请孙中山先生往会讲演,但他婉词谢绝了。在大会将告结束之际,我曾率 
领外省工会代表,到观音山总统府去谒见他。他听了我们关于大会进行情形的报告后,除表 
示欣慰外,只说大会的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决议等。我从他的神情上观察,似有重要 
的事情急待处理;果然,第二天(五月六日)他就到韶关去处理军事问题了。 

    香港海员工会经过上次罢工的锻炼,虽同系国民党所领导,与广东机器总会比较起来却 
大不相同。它显得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急途的年青工会。它的代表也与各地工会的代表相处得 
很融洽。香港其他的工会代表也很少像广州工会代表那种老爷的派头。他们以海员工会为首, 
联合邀请外省各工会代表,到香港去与各工会举行联欢。大会闭幕后,我和各省的代表约三 
十余人到了香港。 

    首先我们参加了海员工会所举行的盛大的欢迎筵会,香港各工团代表出席者在五百人以 
上,会场内外扎着鲜花缤纷的彩牌,在一片爆竹声后,各工会代表相继向我们致欢迎词。我 
们也相继发表答谢的演说。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的苏兆征那时担任海员工会的总务主 
任,表现得十分活跃,招待我们尤其周到。此后,各工团联合举行的欢宴大会,情况也同样 
热烈。 

    在这些联欢会中,“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入云,事实上也大大增加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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