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第413部分

　　　　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　
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　
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以及徐海　
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　
自然，后来所发生的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变等，更是没有料想到。　
我当时真是慎重的考虑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心情是忧喜参半　
的。　　

　　　　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　
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　
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　
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　
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者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　
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有薄弱，不　
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　
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　
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　
个地区暂时修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优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到西康，那里尽　
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　
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路。　　

　　　　接着我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五月间在江油地区时，因不能确知第一方面军你是否会　
很快的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　
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　
向东面川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之区，向南可以在天全庐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部虽占据　
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　
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计划，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东部的事情。该部由鄂豫皖区西移到陕西地　
区，其意向虽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　
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　
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　
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　
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　
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　
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　
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　
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　
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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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　
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　
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②。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　
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区，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　
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　
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现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　
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　
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　
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　
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　
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　
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　
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　
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　
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　
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　
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　
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　
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　
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　
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　
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　
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们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　
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　
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　
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　
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　
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　
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　
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　
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　
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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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