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都锻炼的更心平气和了。
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两军团北进，人数约一万多点（原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
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军抽调补充四个团的最大部分，所以应该有一万多人）沿途遭遇
敌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他们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在陕北瓦窑堡附近，与原在陕北的徐海东刘
志丹两部会师，那时一三军团所剩下的人数似已不到四千人了①
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曾多次来电，描述他们的处境，字里行间，虽有些掩饰和夸张的
地方，但他们所遇艰难困苦以及损失惨重等情形，也溢于言表。我们曾去电安慰并祝贺他们
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我们亦将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种遭遇，电告他们。他们的回电
也表示出互谅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②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
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
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
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
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
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
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
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
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政策的改变时，曾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
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国际乃改变了它原有的政策。现在在全世界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其
他反法西斯蒂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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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要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蒂的资产阶级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
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极不稳固，也是当前与法西斯蒂斗争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
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
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
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
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这些就
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
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
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
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
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
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
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
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
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
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既策划实施，
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
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
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
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
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
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
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
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
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
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
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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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
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
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
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
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
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
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
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
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
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
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
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
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
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
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
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
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
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要求陕北从
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
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
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
主要指出，张学良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