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
的期待，他津津乐道他俘虏万毅的经过，怎样优待他、说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对这次
的西北局面，有过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似都有意避谈毛儿盖的往事，因而谈话气氛总嫌不
够亲切。
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敌军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
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
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
共商作战，我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
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
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
日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
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甚么热中于抗日，周的分析比较适当。他认为万毅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
张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己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
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
“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
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
产主义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
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
投无路，反过头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
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籍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
具有抗日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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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
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
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
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
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
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
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
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张未置可
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由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
意见，拟定办法出来。譬如说张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
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
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
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
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
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
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
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
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
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
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
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
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
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
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
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
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
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
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
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
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
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
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
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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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
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
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
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袭击，截掉他们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
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
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
调度人力兽力来运输粮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
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兽力，
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
给。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
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
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
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
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
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
呼吁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
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由任何界限。
红四方面军自毛儿盖与一方面军分手，以迄现在我们北上再度会合，期间经过，大致即
如上述。事实如此，是非得失，唯读者察之。
① 见《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译，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页至二三二页。
② 戴继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区的省委员，任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
③ 蒋鸿钧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篇 国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使整个时局为之改观：在国民党和南京政
府说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团结内部，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