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第437部分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　　

　　　　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　
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失，讨共派（亲日　
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天安”、“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　
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　
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　
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　
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　
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　
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　
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　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　
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　
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　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　
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　
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　
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　
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　
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　Q　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　
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　
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　
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　
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　
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　
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　
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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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　
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　
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　
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　
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　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　
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　
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　
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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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　
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　
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　
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　
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　
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　
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　
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　
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　
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　
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