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
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
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
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
力幹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
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
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
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
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
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
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前一阶
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④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
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
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
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
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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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
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
百人中的过半数。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
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
第一章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
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
①。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
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
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
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
明下列四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
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
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
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
以便用同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②。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
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
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
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
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
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
时许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
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
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
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
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
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
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
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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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
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
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
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
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
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
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
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
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
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
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
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
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
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
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
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
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
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
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
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
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
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
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