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
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
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
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
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
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
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
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
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
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
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
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
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
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
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
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
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
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
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
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
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
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
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
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
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
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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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
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
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
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
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
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
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
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
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
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
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
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
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
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
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
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
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
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
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
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
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
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
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
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
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
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
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
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
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力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
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
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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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
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
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
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
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
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
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
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
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
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
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
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
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