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
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
焘的所谓（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
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
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
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
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
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
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
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
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
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
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
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
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
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
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
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
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
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
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
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
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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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
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
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的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了下
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
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
军队不能作战，一定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
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
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
有所勾结，他必循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
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
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
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
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
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
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
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
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
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
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
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
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
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
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
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
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
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
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
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
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
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
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
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
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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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
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
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
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
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
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懂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
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
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
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
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
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
后退；林彪部伤亡也在千数以上。八路军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恩来在前线的鼓励。延
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
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应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
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
小的军官，唯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
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
河北地区发展。一二 0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
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
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