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
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主张的正
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
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
反对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
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
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
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
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
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恢复了已往的和谐。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边四十几位同志极大多数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会中的主张，也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李大钊先生虽然在政见上与我略有不同，但对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换意见，他告诉我，国共两党都希望他在北方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他已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策划进行的方针。我表示赞成他这样做；认为他是国共合作的一
位适当主角。我自己则致力于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进行倒也顺手。
在北京按期举行的党员大会，每次仍为了国共合作问题而争辩不休。到会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有的强调中共的独立，不愿做国民党
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
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称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
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
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
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妇俩对舞显
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
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中国，道经北京前往广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约，与我一度
晤谈。我当时并不知鲍罗庭为何许人，负有何种任务。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几天，还
未与中国朋友接触，对中国现况也不了解，愿即往广州看看南方的情况；希望我告诉他一些
中国的情形。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似乎特别高兴。当我谈到中
国军阀是一群并无国家观念的自私之徒的时候，他表示不赞成。他虽未加证明，但说中国军
阀之中，也有不少爱国者。他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苏俄一部分外交人员的意见。他给予我
的印象，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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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谁知这位并未引起我特别注意的鲍罗庭，后来却在中国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们从这次
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他是在八月间加拉罕来到北京以后，经孙中山先生
的函请，由加拉罕派往广东工作的。他初去广州的时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义。只因他与
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才成为苏俄共党和政府驻广州的代表，并兼任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的
政治顾问。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来中国，道经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样约我在斯雷拍克家单独晤
谈。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马林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已经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会中的
发言内容；并声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的作法，要他来听取我的意见。
当他知道了我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政见纷歧的情况下，仍极力维护团结的种
种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他向我坦率的说，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内
有些人有点怀疑我有反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他滔滔不绝的劝我不要反对这一政策。接着他又
说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那种看轻中共的态度。共产国际所以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
使国民党革命化，决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他并说到我主张中共负责人员不兼任国民竞职
务，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所称许的，认为马林打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我听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心中如释重负。但我仍向他询问，共产国际为何放弃国共建
立联合战线的原定主张，改采国共在组织上混合为一的路线；在我认为，混合为一，不免引
起党内分歧。他说加入国民党，正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方式。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
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
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后，他认为由于马林的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释上是
不恰当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央未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也避免了加深党内分
歧的行动。他说他将即往上海，不动声色的纠正中共中央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对中央
的表示，以期此后工作能够圆满进行。
就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和威金斯基之间，获得了谅解。我告诉他，我此后的态度，也将
决之于中央的动向；只要这种偏差能够获得纠正，党内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只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陈述，不能向中共任何个别党员提及，但因
当时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声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别对我透落这些意见，使我知道他代表共
产国际在力图补救，以免再起波澜。
共产国际的动向已在改变中这件事，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党员大会上，又
爆发了一次国共关系的大争论。十一月间的北京党员大会上，李大钊先生报告：中国国民党
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北京有六个代表出席，其中三人
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他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前往出席。北京国民党
党部也快要办选举了，他希望同志们对这件重要的事采取积极的态度。
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和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
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
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
覆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有人还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
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这句不很客气的
话，把素不一生气的李大钊先生气坏了。他怒容满面的说产这如何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
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
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他说完后，即气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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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出会场。
我目击这种情形，只好挺身起来劝阻李先生，并登台发表演说。这是我在第三次大会后，
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言。
我首先陈述西湖会议和第三次大会中我坚持过的主张，指出我所最反对的是马林那种取
消中共的倾向。我表示相信共产国际不会接受马林的意见，相信共产国际只是着重国民革命，
希望中共成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能发生推进的作用。
其次我声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自然颇不妥当。这是我自始即
表示怀疑，到现在同志们还是不赞成，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说加入了国民党，或者充
当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中，
依然可以坚持他本身的立场。国民党也不会要求中共党员放弃中共党籍。广州的谭平山担任
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仍负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责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其次，我指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又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
为了党的团结起见，我们不应持根本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