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国民党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
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
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国民党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
则认为国民党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
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爆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
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
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
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
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国民党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
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
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
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
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
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
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
告诉我的。据他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苏浙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曾在上海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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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宫总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由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伧任主席，
并由五四运动时曾任上海学生代表的何世祯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国民党应联合比较进步
的军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动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直系势力。
他说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产党员郭寿华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他的发言要点是：“军阀中
没有所谓进步的，国民党应打倒一切军阀”郭寿华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中即有人申斥他
是曹吴的奸细；接着就在一片喊打声中，将他打伤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赵世炎等同志当时即根据这些情况向我指出：国民党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
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国民党分得一
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难道中共也要随着国民党，与
段祺瑞、张作霖流靡一气吗？
冯玉祥倒戈，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他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原隶
直系、与国民党有些关系的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冯玉样确曾做了一
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将满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位基督
将军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谦等，与北京的国民党人以及苏俄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
联络。但是东交民巷外交团不承认他所支持的黄邪内阁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个较稳定的
政府。而且张作霖的优势兵力到达天津后，着着向冯进迫，在天津和津浦线上，将他所收编
的部队解除了武装，张作霖还伙同段祺瑞向冯多方作政治上的进迫。冯玉祥当时曾表示他所
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国民党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
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
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样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
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
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
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
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
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
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
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
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土。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
国民党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
对，是因为我在狱中料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
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
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
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
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
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
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
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
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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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
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
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
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
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
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
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
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
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
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
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
宣言的国民党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
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
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
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
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
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
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
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
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
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