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心致志地培植黄埔，并企图凭借其力量，建立所谓“革命的专政”。他根据广东实况，认
为国民党内只有左右两派，并无所谓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因而不满联络中间派的统战策略。
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们与他之间从未发生政策上的严重争执。其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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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响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
示行事，决不任意自作主张。但他的权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庭，
因为他们直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进行协商。
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
触。在“五卅”前后，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有几位助手帮忙他处理日常
事务，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他的妻子沉静和蔼、身体瘦弱，时常闹病；但她仍努力
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为了秘密文件的送达，她还常奔走于莫斯科与中国之间。
那时，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临昆山花园的小洋房的三楼上，房东是一位白俄富商；我们
出入其间，从未惊动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楼下突然来了
一些租界的外国警官，我们颇为不安。威金斯基却处之泰然；他说，这些警官不过是房主人
的宾客，他们常有往来。所以在这里开会，只要大家来时没有暗探跟踪，就很安全。由此足
见威金斯基那时在上海已获得白俄的掩护。
我们的会议由陈独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准备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讨论；与会者
也都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会议进行得颇有效率，民主气息也相当充分。威金斯基虽发言最多，
但从不以“共产国际”的帽子，来左右会议的决定。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这与已往
马林的盛气凌人大有区别。
当时，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先生，很重视提高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力闻题；也不喜欢
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部的事务。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
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
鲍罗庭（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
广东区委在“五卅”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庭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
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会议上表示：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庭的意见，就可以
不尊重中央了。在这一点上，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任何损害中共中央
的统一领导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会议更是频繁；一切事务，就得循着组织
的体系，经过复杂的手续来处理；陈独秀先生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
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着，中共内部，所谓实际工作派和留俄留法书生派之间，也出现了
互相磨擦的倾向。
陈独秀先生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并兼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处主管行
政事务，设秘书一人，受书记的指挥，总揽各项工作。这个职务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担任，
不久就由自法返国的王若飞接替。秘书处之下分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
一切决定均由秘书处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组织遵办。财务是完全秘密处理，并不提交
中央会议讨论。当时中共经费主要是倚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党员所捐只占小部分），由陈独秀
先生根据需要与威金斯基商定。
陈独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较以前也大为充实。以前党员人数很少，组织部工作
简单；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员数达千人，且还在增加之中，组织部的工作才开始繁
复起来。这时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
均由陈独秀先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也同样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长；他有一幢三层洋房的办公室，负责
指导党内宣传工作；包括通俗宣传、政治宣传及党员文化教育等工作。至于《向导》等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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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中共中央认为是其有政治指导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编；其编辑方针直接由
中央议定，不受宣传部的管辖。
我所领导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委员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
矿工会（后来又扩大为汉冶萍工会②）的主角李立三、刘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运因无法立
足而来到上海的邓中夏；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和浦
口铁路工会的领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助理。李立
三则专负上海工会的领导责任。邓中夏那时在上海大学任教，负责物色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
会工作。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地指导工作。
“二七”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
作，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以统一全国工运的
领导。
此外，中共中央曾计议要增设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但因无适当人选，搁置了一个
时期。在“五卅”以后，先成立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则迟至一九二六年
春才组织成立，这是后话。其他如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与工作也都扩展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扩
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为青年工人；此外则多系进步的知识分子，尤以青年学生为多。
它的中央组织与工作自然也同样的扩展了。
中共这许多中央机构在上海地下存在着，自然要注意保密，于是中共中央开始建立了“交
通”制度。各机构之间和各负责人员之间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财
物的运送等，均由交通人员负责。中央秘书处的交通人员也就因之日渐增加起来，由数人增
至十数人乃至二三十人。
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共，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
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
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
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
候了。
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
极研究：如何征求党员、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的组织等
等问题。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会已有了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中共中央自愧不如，
急起直追，积极商讨如何在北方军队中展开活动，并将河南等地的红枪会转化为农民协会等
等。一般说来，中共这时奋斗的目标，是力图壮大自身，以增强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
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生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共权力，主张中央集权。他们缺
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指责一般实际工
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
而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
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先生左袒其说。陈先生这时是
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而
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
此外多数留俄、留法归来的同志，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留法）、组织部秘书尹宽（留
法）、少共书记任弼时（留苏）、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留苏）、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觉（留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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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而且他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他们不赞成中央过份的集权；
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之下，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他们要求根据各地实况，来运用马
列主义的原则。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
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中央委员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尤其是我，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
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