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却不少；所推行的种种活动，也似乎是公开的，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这是中共当时在
全国范围内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机构。它在广州市所有各革命机构中，也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
个。
这个办公处虽不算宽大，但来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并且常有几种会议在里面同时举行。
当时广州市的中共党员共约三百人；他们自然要经常到这里来接受训令。还有并非中共党员
的工人们，为了工会的事务，也常出入其间。甚至有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间或到这里来访
问。中共广东区委会还设有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为中共中央尚未设置的单位。农民运
动委员会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负责，军事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负责。赤脚的农
民和斜挂着皮带的军人也常在办公处出现。
但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效率并不算高，制度也颇混乱；这与办公地点狭隘，交通工具
缺乏，气候炎热，设备简陋等等大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这里中共的负责人应付这个复杂的局
势，究竟欠缺经验，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处的鲍罗庭的意见；有时这
两个上司的说法往往有出入。但一般说来，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成绩仍是不错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似是一个办理例行公事的机构；它外表固然远较中共广东区委会为堂皇，
办事人员也多些；但工作并不显得紧张。我曾几次造访那里，也与那里的人员有些私人往来。
我觉得他们多是奋发有为的人；有些也不安于这种办公室的生活。谭平山曾告诉我，他任国
民党组织部长，也不过是办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问题，由国民党少数要人与鲍
罗庭商谈取决。至于一般的人事和工作问题，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广
东区委会预先商定。因此，他自己只须根据这些商定来执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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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种种现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孙先生逝世后，广州竟没有了领导重心。由鲍罗庭来填补这
个空缺，是不妥当的。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张太雷恳谈。他认为现在的情形，国民党失去了孙
先生，由一个外国人来负实际领导责任，能发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个坏现象。
我也曾访问当时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商谈广州军事问题。这位身材魁梧态
度诚恳的军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领导。他展开地图说明广东军队分布状况，向我暗示解
决杨刘，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说到解决杨刘以后，军事体系要实行改组，使某些可以
改善的军队，都得到和黄埔一样的发展。他的这种意见与鲍罗庭侧重扶植黄埔的观点，是不
尽相同的。
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却鼓吹广东军事应采“黄埔中心主义”。
他于一九二四年由法国归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实上他一直担任政治部主任
的职责。当时他随着蒋介石将军在潮汕一带工作。也曾跑回广州一趟来会我，表示对黄埔的
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为鲍罗庭所奖掖；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
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
原来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黄埔军官学校①，以为建立
党军的摇篮。孙中山先生即派定曾于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军事的蒋介石将军为校长。正当
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
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②。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③，中共党员
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
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
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黄埔成立后，曾受到广东各军队的压迫。在解决商团的时候，握有实力的范石生军长就
曾以轻藐的态度向蒋介石说：“黄埔不是有新练成的党军吗？为什么不叫他们去打呢？”大概
范认为新成立的党军人数很少，何能作战，因而要看看党军失败的笑话；然而事实上党军的
这次行动是胜利了。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缴获的商团军械和由苏俄运来的军械都藏在黄
埔的军械库里，各军将领曾要求将这些武器分发给他们，甚至风传他们将实行强抢，蒋氏曾
督同全校学生，严密守护，以防万一。又广州政府的财源为各军所把持，黄埔经费一直短缺；
幸有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为之多方罗掘，始能勉强维持。由于这种情势，使黄埔的全体师生，
消除了国共界线而一致对外，成为一个新兴的不可侮的势力。
但这个新兴势力跟着就发生了裂痕。据黄埔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告诉我，一九二四年春第
一次东征时，黄埔教导第一团才成立三个月，人数不过一千多人，步枪只有八百余支，由何
应钦任团长。教导第二团成立更晚，人数只八百多，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当教导第一团在
惠来地区与陈炯明部林虎师八个团的优势兵力相遭遇的时候④，即陷入整日的苦战之中，那
时蒋氏所亲率的教导第二团却在离前线六十里的地方，停留未进。加仑将军目击前线紧急，
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
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
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
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
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
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来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
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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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教导第一团万岁！”“何应钦团长万岁！’ ‘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
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之色，接着队
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
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
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
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
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
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
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
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
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
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
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
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
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
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
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
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
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
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