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结束这次罢工。如果罢工结束，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也就不必要了。所谓“第二政府”之
说，也可不攻自破。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主持委员会的中共党员邓中夏等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他
们都说香港方面始终对协商解决罢工一事，没有明确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面真愿意协商，他
们随时准备谈判。自然，在条件方面也预备作若干让步。
他们还进而指出，由于省港罢工，加上罢工工人纠察队检查各港口，对香港实行经济封
锁，不特使香港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广东的叛军，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于罢工
工人参加了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支援作战和杜塞走私以裕税收等工作，更使广州革命政
权日形巩固。因此，国民政府当局多认为罢工是有利的，即反对罢工的人，也只能说罢工委
员会权力太大，却不能抹煞它对革命的贡献。罢工工人方面以曾获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
生活也相当安定。不过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也得不到外货的供应，有些
地方颇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损失；农民的农产品，无法出口销售，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因此，九月初即实行出入口“特许证”办法。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的
船货，可准其直来广州”。特许证规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公安局会同罢工委
员会共同签字发出。这个办法实行以后，美日等国的商船相继要求领证直航广州。于是，上
海广州间和暹罗广州间等航线，逐渐恢复。广州江面每日出入口船只多至四十余艘。这个办
法在“孤立英国”、“增加政府税收”、“工商联合”、“工农联合”、“安定人心”等方面，都收
到很大的效果。
其次，是农民协会与各地方政府和地主之间的纠纷。在发展中的农民协会，常因减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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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一些其他的经济问题与地主发生争执；尤其重要的是农民协会属下的农民自卫队与各县
地主所领导的民团，发生武装冲突。不是农民自卫队围攻地主的碉堡，便是民团杀害农民协
会的负责人。各县政府处理这些纠纷事件，多偏袒地主方面；也常指斥农民协会简直成为第
二政府，侵犯了各县政府的职权。
当时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的古应芬，或明或暗的支持各县地主民团势力。广东的中共同志
将他视作眼中钉，认为非去掉这个右派古应芬，农民是不能翻身的。但张太雷告诉我，鲍罗
庭近来也学得圆滑了；对古应芬支持反动分子事不愿过问。张太雷认为鲍顾问不说话，农村
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可是鲍又似觉力有未逮，不愿卷入漩涡。因此，国民政府对农村既无一
致的政策，若干乡村便成了两派势力的比武场所。
我原约定与鲍罗庭在几天后商谈双方歧见问题。鲍罗庭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面的复电，
可以表示意见了。因而由他主动约集我和广东区委会主要负责人陈延年等举行会议。
鲍罗庭首先发言，他对广东局面表示乐观。指出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罢工委员会组织
的严密，香港方面一切破坏的阴谋都没有成功。他预料香港当局不久将与广州当局谈判解决
罢工问题；有恢复双方正常关系的可能。至于其他各国，如美、日等国的商船，早已直接开
到广州，进行经常贸易；而且日本方面开始与国民政府商谈海南岛田独镇铁矿开采问题，国
民政府并准备给予开采权。根据这些情况，他指出列强现在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固这
一事实。
关于广东内部的状况，他认为基本上已经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汪蒋合作的局面也
不会因外间的挑拨，而产生破裂。广西军人对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善之中，可望成为国民
政府属下的另一省区。广东四周并没有甚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广东的安全。现在政府税收
月有增加，并可望大量增溢。他认为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各军训练等主要工
作，都可望顺利进行。
根据这种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
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他指斥中共中央“团
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国民党左派本身是相当脆弱的，需
要和中共合拢一块，才能形成一个雄厚的力量。他也承认摇摆不定的中派占多数，但反对以
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他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国民政府
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讥讽中共中央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所成立的协议是要不得的
安抚政策。
他还进而号召广州的中共同志，反抗上级的决定。他说不应当无疑问的遵守中共中央的
决定。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
意见的。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这篇演说漏洞颇多，立即加以答辩。我首先承认广东的局势是稳定了，
也说到中共中央并不抹煞广东同志促成这一局势的功劳；但对前途的展望不如在广东的同志
这样的乐观。就是根据我这几天的考察，也证明广东内部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指出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中派所取得的协议是合理与必要的；因为联络中派以搅垮西山
会议派的组织，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个主要方法。我曾反问鲍罗庭，除了这种分化的办
法以外，所谓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为一体的说法，是否含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应在国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包办国民党中央委员席位的意义在内？所谓强迫中派追随左派和进攻
右派的说法，又应如何实行？
我的这些问题都是鲍罗庭难于置答的。因而我更说明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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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
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
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
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我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
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而且在
这次（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我们应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
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问题。最低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
便不受外间挑拨的影响。
我还提出了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
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的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如果罢工委员会一时
不能结束，也应在国民政府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我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明确的政策，支
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改组各地地主民团的武装，使之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农民的武装，以
清除各地的武装冲突，并满足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
我曾向鲍罗庭说：“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
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如果能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各点，特别是使农民势力在乡村中居于优势，
才是实际的革命进攻。”
鲍罗庭并未答复我的问题。广东区委同志们似不愿卷入我和鲍罗庭之间的辩论，没有人
多发言，就散会了。事实证明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是站在鲍罗庭一边的；他们尤其反对
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他们虽不视我为退让
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觉得我多少对广东情况有所了解，并寄予同情的人。但总感觉我的
意见，含有退让的气味。
张太雷向我所说的话，似刻画出鲍罗庭当时的处境。他指出鲍罗庭在这里与汪蒋等人一
同奋斗，相处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鲍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稳
定现有的领导。不过近来鲍罗庭精神上颇感不安，在处理广东各项问题上，往往遭遇困难，
又被右派所反对；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
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他还进而说到鲍罗庭在这里花了两年工夫，才把广东的情形摸
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个人来接替这个顾问职务，是很难有适当人选的。
我曾向张太雷保证，中共中央并没有要撤换鲍罗庭的意思。我自己来广州一切首先就商
于他，也是为了尊重他。中共和孙、叶、邵等人的协议，也强调要他们遵守孙先生联俄容共
的既定政策。这些似乎都不致使鲍产生不安于位之感。但张太雷仍感不满足。他指出西山会
议公然开除鲍罗庭、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首先来一个示威性
的反击；其中一项是应造成热烈拥护鲍顾问和汪蒋领导的气氛。他认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
孙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体的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是十分不够的。
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