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摆脱了在国民党中央所任的宣传职务，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没有
参加那次会议。他在获悉内情之后，曾向我说鲍罗庭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
对于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劳任怨，颇表同情。但他自己则始终不愿卷入漩涡，只是袖手旁观，
似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义。但我体念当前的艰
巨，决定暂时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不计是非
迁就权势的做法，竟是遗患无穷。后来斯大林在武汉政府所招致的失败，居然又一古脑儿推
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谓是“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们这些中共中央的负
责人当时能有远见的话，不计成败，据理力争，也许以后的发展会为之改观。
除此之外，鲍罗庭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谈到国民党领导问题，鲍罗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现在汪既不露面，别人
也无可如何（据说汪亟谋与鲍罗庭一谈，但他们是否会面，及其所谈内容如何，鲍罗庭迄未
向我透露）；至于胡汉民的企图，他认为决计不会成功。从他这种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国民党
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像了。但他对领导权转移后的国民党
的前途，则不愿作任何的推测。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举行的前夕（据说是五月九日），汪精卫与胡汉民都
悄悄的离开了广州。最巧合的是他们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在一艘轮船上碰了头⑤，这件事一时
成为广东要人们的话题。有的就说：“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们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
有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两位大人物争着做主席，现在同时被人放逐，后起之秀，
却能逐个击破，走上领导的宝座，真是活报应！”
鲍罗庭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
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
获颇为可观，为甚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
罗庭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
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
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处流传着；甚至还有人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
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消息，真是谣言满
天飞。鲍罗庭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我深深觉得鲍罗庭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
样的变化？”他答道：“坦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
“是不是你愿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
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鲍罗庭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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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鲍罗庭郑重
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
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庭，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
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
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庭考虑了一阵，拒绝
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不作无目的的退却。即使事实上在执行退却政策，也要坚称以退为
进的借口；因为赤裸裸的退却，会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鲍罗庭当时所做的，正是如此。这
还不算，他竟将“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
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鲍罗庭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
的武装农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
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庭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铄
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庭总是
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庭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
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
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庭
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
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
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庭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
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
了鲍罗庭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
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
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庭的再三劝
说，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时八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庭的要求，
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当即陪同我们
去看张静江。我们又把来意重述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
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
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要先
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揭幕。会议所要达
成的任务，是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通过党务整理方案，调整国共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
权。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党务整理方案⑥的主要内容规定：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跨
党党员不得任党中央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亦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设立国共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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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共产国际所给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
均须交由联席会议通过；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名单应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以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等。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这些办法，绝非如人们所
说的由“容共”到“联共”⑦，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会议上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张静江代替，实权则落在蒋氏的掌握中。在
蒋介石将军的提议之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辏Ы犹嫱簟�
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氏本人则接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
这些改革都是蒋氏一手促成的，也许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中共党员之出席会议者，如谭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态度。他们声称自己不
能作主，须待中共中央处理。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那次会议上暴露了出来。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
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琛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
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琛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
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
满浙江系⑧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琛之选胡汉民，可
予证实。”李济琛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党务整理方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