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这个东西的价值，体现的学术价值，体现其他方面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比较少见。
虽然只从外观进行了鉴定，但是杨兴中认为这个菌体与1992年周至县发现的那个粘菌复合体无论从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都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这个肉感更强，更接近于动物。那么它是不是也是粘菌复合体，他认为必须在进行更严密的技术鉴定后，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科学的结论。同时杨兴中认为如果第一个肉团出现是偶然的，那么再次出现的这个肉团就证明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不是传说中的神明。他希望这一次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最终通过科学的手段，揭开太岁和肉灵芝的不解之谜。
相关资料勇猛和正义的化身－传统史书中的大熊猫
为了让大家更多了解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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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和正义的化身－传统史书中的大熊猫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大熊猫的记载，由于分布范围广泛，这种被誉为国宝的动物竟有着众多截然不同的称谓，如貔貅、貘、貊、驺虞、白熊、花熊、竹熊、食铁兽等等。
《玉芝堂谈荟》、《怀麓堂集》、《菽园杂记》中有“龙生九子”的说法，其中第九子是貔貅（明人杨慎在《升庵外集》卷九中说是椒图，当是传闻互歧而异辞），“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腾云驾雾、号令雷霆、降雨开晴，相传有辟邪挡煞、镇宅之威力。貔貅，貌似金蟾，披鳞，甲形如麒麟，取而兽之优，有嘴无股，吞万物而不吐，可招八方财，在古时，被认为是聚财囊、催官运的祥兽。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记》中也说，4000年前，黄帝在阪泉（今河南逐鹿县）大战中，曾用驯养的虎、豹、熊、貔貅（雄为貔、雌为貅）等猛兽助战，打败了炎帝部落。西周初年的《尚书》和《诗经》，有“献其貔皮”的记载，说明在当时它是珍贵的贡品，貔貅被认为是像虎豹一样威猛的动物，所谓“如虎如貔”，正是对勇士最流行的赞美，军队也常打着“貔”、“貅”的旗号，以显示自己战无不胜。
据研究大熊猫的专家张和民教授考证，貔貅就是今天的大熊猫，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知在那个时代，人类以熊为尊，且已将熊（黑熊）、罴（棕熊）、貔貅（大熊猫）明确区分开了。《山海经》说有一种很像熊的动物，毛色黑白，产于邛崃山严道县（今四川荣经县），“性食铜铁”，故称食铁兽，《山海经》虽是神话小说，又是战国或汉初人的伪托，但其记载或有可信之处，所谓食铁兽也就是大熊猫，在四川北川县志中，食铁兽的称呼一直沿用到近代。
司马相如《上林赋》极尽辅陈，汉武帝时上林苑（今西安市西周厔县、户县界）方圆200里，放养很多禽兽，供皇帝狩猎，而被称为貘的大熊猫始终列为前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貔和貘说成是豹一类的动物，似熊，黄色或黑色，貔产于貉国（中原以北），貘产于四川。三国时吴国陆玑注《毛诗》说貔和白豹貌似虎、熊，辽人谓之“白罴”，晋代文学家郭璞也有类似的记载。
驺虞也称驺吾，《山海经》云“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比具，尾参与身”；《尚书大传》云“散宜生之于陵氏取怪兽，大不辟虎狼间，尾倍其身，名曰驺虞”；淮南子云“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西晋时，因大熊猫只吃竹子，从不伤生害命，被视做象征和平友谊的“义兽”，“驺虞幡”是息兵止戈的标志。《资冶通鉴》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91年），楚王司马玮与贾后合谋，杀汝南王司马亮，其后司马玮又与贾后冲突，以致“内外扰乱”，贾后接受太子少傅张华的建议，遣殿中将军王宫持“驺虞幡”出麾众曰：“楚王矫诏，勿听也！”众皆释仗而走。永宁元年（公元301年），齐王司马冏起兵，朝廷大臣群起杀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孙秀等人，京师大乱，“有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大将军王敦起兵攻建康，梁州刺史甘卓出军讨伐，王敦曾“遣台使以驺虞幡驻卓军”。可见，大熊猫自那时开始，已是一种公认的祥兽和瑞兽，无论何种情况，只要“驺虞幡”出现，冲突和战乱便会嘎然而止。
到了唐代，驺虞仍然作为吉祥的象征，受到人们的重视。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河中节度使曾奏报发现驺虞，当时百官称贺。文宗对工部尚书郑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郑悰回答：“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门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馀不足取也。”文宗闻言称善，对宰相们说道：“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唐文宗和郑悰以民本思想客观看待祥瑞，这是一种进步，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驺虞在唐代中晚期已经不很常见了。
与今天一样，大熊猫在那个时代也承担着转达友谊的国际使命，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58年10月22日，唐朝女皇武则天将一对活体白熊（大熊猫）和70张皮作为国礼，送给日本天武天皇。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幽室静养，感觉冷风飕飕，肤寒头疼，有人送给他一个画了大熊猫的屏风，果然有避风祛邪，驱鬼神、保吉祥的奇效。白居易十分欣喜，在屏上赋诗《貔屏赞》，以对大熊猫的赞美来表达一个和平安静的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战争和动乱只能给人民带来不幸和饥荒。
明人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对貘的药用价值专门作了研究，认为“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貘，颇为山居之患，亦捕以为药”，貘皮“寝之可驱瘟疬，辟湿气邪气”，膏可“治痈肿，能透肌骨”，尿主治“吞铜铁入腹者，水和服之即化为水”。
从各种记载看来，大熊猫在古代曾经分布在中原的河南，西北的甘肃南部、陕西中部，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西南的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盆地东南缘和东北缘等广袤地区。16世纪以后，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熊猫的数量和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自古友好使者
学者菲尔？迪安认为，熊猫是中国的主要文化象征，“它可爱的令人想抚摸，能传达出友好的信息。”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熊猫的形象则是能聚财囊、催官运的祥兽，或如虎豹般威猛的动物。国宝熊猫曾有着众多截然不同的称谓，如貔貅、貘、貊、驺虞、食铁兽等。
《史记？五帝记》中曾录，4000年前，黄帝在阪泉大战中，曾用驯养的虎、豹、熊、貔貅（雄为貔、雌为貅）等猛兽助战，打败了炎帝部落。所谓“如虎如貔”，正是对勇士最盛行的赞美。西晋时，因大熊猫食竹而不害性命，被视做象征和平友谊的“义兽”，至唐代，“驺虞”仍然作为瑞物而受人重视。
根据日本皇家年鉴，早在公元685年10月22日，唐朝皇帝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白熊和70张毛皮。这一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诞生之年，也是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年，因此天朝以厚礼赐赠邻邦。据大熊猫专家胡锦矗考证，白熊极可能是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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