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这种场合。酒醒后他 隐隐感到不安，德意日轴心国正在加紧瓜分世界的步伐。 1939年，欧战爆发。威廉·庄士敦向伦敦总部发去报告，指出日本有 霸占整个亚太地区的野心，要求撤出上海怡和的英籍职员及流动资产。当 时伦敦已遭到德军的轰炸，总部的复函不置可否，要威廉·庄士敦自处。 威廉·庄士敦开始逐步撤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怡和只留有少 数英籍职员，威廉·庄士敦本人已回到登佛里斯老家。 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与入侵香港是同一天。美英对日宣战， 日本把美英在中国的资产当敌产对待，或没收，或查封。 威廉·庄士敦因撤退有功，被伦敦怡和推举为董事会主席，成为凯瑟 克家族坐上大班宝座 （伦敦怡和与香港怡和地位等同）的第三人。战后， 他大举在本国投资，使伦敦怡和成为英国的大财团。 到1972年，威廉·庄士敦仍是怡和母公司的董事。这一年，他被伊丽 莎白女皇封为爵士。 凯瑟克家族第四代传人中，约翰·凯瑟克与中国及香港的关系更为紧 密。他出生于1906年，是威廉·庄士敦的胞弟。 他少年时，在英格兰著名的伊顿公学读书。在英国，凡是公学，实际 是私立学校，收费昂贵，学生都是贵族与富商的弟子。在所有的公学中， 以伊顿公学历史最悠久，名气最大，英国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皆毕业于伊 顿公学。 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大部分进牛津、剑桥两所著名大学就读。约翰读 的是剑桥三一学院。剑桥人才辈出，受学校氛围的影响，约翰萌生出建功 立业的远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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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2岁的约翰·凯瑟克登上莫烈塔尼亚号轮船，横渡大西洋， 来到美国纽约，在纽约的怡和公司办事处工作。约翰从事进出口贸易，他 回忆道：“我虽然毕业于英国的两所名校，但真正教我谋生本领的，却是社 会大学。” 次年10月起，美国陷于经济大萧条中，生意不好做，约翰常有英雄无 用武之地的感觉。于是，于1931年乘上皇后号邮轮，经檀香山、横滨，航 抵上海。 约翰说：“与英国化的美国相比，我更喜欢这座中西方混合的国际大都 会。令人奇怪的是，上海看不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迹象，也许是它身后是 广阔的中国内地，那里的初级经济对外界的反应麻木。” 在上海怡和，约翰惊奇地发现这里的许多事物都与他父亲（庄士敦·凯 瑟克）有联系。一位老职员马奎斯指着一张红木办公台说：“你父亲当年就 坐这里办公。这只瓷器烟灰缸就是他留下的。”接着，马奎斯谈起老庄士敦 的一些轶闻趣事。 这时，英籍葡萄牙裔会计师哥斯达急匆匆进来，把一支自来水笔交给 约翰，说是他当年向老庄士敦借的，老庄士敦突然回国，他一直没机会还。 约翰决定留在上海怡和工作，就在哥斯达手下做会计。不久，约翰的 哥哥威廉·庄士敦被派来上海怡和工作。两兄弟都先后得到提拔，1937年， 约翰升为上海怡和董事。 1939年，欧战爆发，英军在与德军的激战中伤亡惨重。约翰觉得国难 当头，他不应呆在“平安”的上海，便与担任大班的哥哥告辞，赶回英国， 在英国经济作战部工作。 不久，约翰被英外交部派往重庆，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 约翰在他的回忆录谈到：“1940年，我在重庆见到八路军驻重庆首席代 表周恩来，他后来出任共产党新政府的总理。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和友好的 人，我后来多次访问中国都能够见到他。” 战后，约翰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怡和董事，没多久升为总经理。怡和 在上海的业务很快得到恢复，业务范围有：进出口贸易、船队、码头、港 务、棉纺织厂、麻纺厂、羊毛织造厂、丝绸厂、冷藏加工等等，是香港怡 和在远东各分行中规模最大的一间。 1951年，约翰得到总部指示，回到香港任怡和公司总经理。 1956年，约翰·凯瑟克回到英国，担任怡和总部的董事。1966年，威 廉·庄士敦·凯瑟克卸下董事局主席一职，约翰继任哥哥腾出的空缺，成 为凯瑟克家族担任大班一职的第四人。 1961年，约翰经过努力，出任英中贸易协会主席（他任其职一直到1979 年），多次率团访问中国，并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恩来表扬约翰先 生对中英贸易作出了杰出贡献。伊丽莎白女皇鉴于约翰“在远东为英国利 益有功”，册封他为爵士（1972年）。 怡和成为英中贸易的最大进出口公司，获利甚丰。 有一阵子，香港兴起了一股拆卸酒店改建写字楼的热潮。这是已被拆 卸的希尔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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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马登家族会德丰咄咄逼人 马登父子是战后才来香港发展的，发展势头如热带飓风掠过香港上空。 某年某日，尚未涉足航运业的包玉刚，来到会德丰大班办公室，遭到老马 登的百般奚落。他瞧不起华人，认为华人不配从事现代化航运业。包玉刚 下海远航，船队迅速扩展。老马登大跌眼镜。小马登竟与包氏联营，为何？ 这是1992年香港时装节上一个时装表演的镜头。香港时装节是香港时 装设计家展示成果的好机会。 战后香港的六七十年代，四大英资洋行是怡和、太古、和黄、会德丰。 会德丰来港时间最晚，但势头迅猛，很快从香港数十间英资洋行中脱颖而 出，名声大噪。 也正因为会德丰发展过速，致使中气不足，亟待给养，张祝珊四子张 玉良为其输血，渐成会德丰幕后大老板。星洲富商邱德拔见猎心喜，趁机 攻击，遂又引来船王包玉刚出阵火并，一时硝烟弥漫，马登大班的坐椅也 为之摇摇欲坠。 当人们关注马登家族的命运之时，也同时探究起马登家族的发迹史。 远东乐园 相传，会德丰洋行1854年创建于上海。那时英国是世界最强盛的帝国， 英商在远东的势力最大。 上海开埠虽稍晚，但后来者居上，很快超越华南重埠香港。最明显的 迹象莫过于街景，上海的外滩、南京路，就比香港的皇后、德辅两条大道 气派。这种差距似乎愈往后愈明显，1930年，9层高的告罗士打大厦落成， 雄踞香港高楼之首 （注：与港府限制建筑高度有关）。而同时期上海已有一 个高楼群，其中国际饭店楼层高达21层。 早年在远东的洋行，无论注册地或总部落在哪座城市，均以上海为主 要经营基地。在上海较为有名的英资洋行有：沙宣、哈同、怡和、太古、 颠地、林赛、邓脱等。 没有会德丰在19世纪期间的任何资料传下来。可见会德丰在早年规模 甚小，毫无名气。也有人怀疑，在19世纪的上海，有没有会德丰都是个问 题。会德丰的“悠久历史”是出于乔 治·马登之口，二战后，会德丰大班马登来港发展，声称会德丰是1854 年建于上海的老字号。 乔治·马登 （George Marden）是英籍犹太人。1920年，年轻的马登举 家远涉重洋来到上海。英国人都不会陌生上海，上海是东方的纽约。纽约 作为冒险家的乐园早已成了历史陈迹，现在乐园移到了远东的上海。英国 的犹太人对他们的同胞沙宣、哈同的发迹史耳熟能详。尤其哈同，来上海 时，还是个流浪汉。 马登和老嘉道理一样，皆途经英殖民地香港，香港虽也繁华，但格局 太小，中心地区港岛未与内地连成片，马登毫不犹豫继续北航。 那时来远东闯荡的已婚男性多是单枪匹马，待打下一定的基础，再把 家眷接来。举家迁来的，要么携带一定的资本，要么在原地不好呆，破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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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马登属于后一类。 迁来上海之时，乔治·马登的儿子约翰·路易·马登（John Louis Marden） 才1岁。 像其他初次来沪的犹太人一样，马登去拜访上海的两大犹太家族沙宣 与哈同。老哈同居住在哈同花园（现址为上海展览馆）的私邸里，里面的 装饰恍如白金汉宫。花甲之年的哈同坐在虎皮坐椅上，打量着眼前这位犹 太青年，马登高大魁梧，两眼咄咄逼人，上唇的胡须很有力地往上翘，一 点也没有那些落魄犹太人的诚惶诚恐感。 马登用银匙搅动着咖啡，也打量着哈同。老哈同白发银须，坐在虎皮 上，就像一位老国王。他确实是国王，白手创建庞大的商业帝国。马登从 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当年流浪汉的痕迹。“我也会成功的！”马登在闪念 之间，打消了寄于哈同篱下的初衷。 晚年时的哈同乐助好施，任何犹太人初来上海，他都会热心帮助。若 他们找不到职业，他会让他们来他的洋行工作，犹太人皆很自觉，绝不会 尸位素餐。若觉得自己是累赘，便会自觉离去。 “来我的公司工作吧。”哈同绝非怜悯，而是喜欢上了马登。 马登敬谢了哈同的诚恳之意。他去了一家英国洋行Tug＆Lighter。这 家洋行历史悠久，却发展迟缓，业务也不甚景气。马登选择这样的公司， 若不是另有用心，就是愚蠢之极。马登曾这样解释过：哈同商行等级森严， 机制天衣无缝，像我这样的人去那里，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我就去Tug＆ Lighter，比较容易受到重用，锻炼的机会也多。 马登在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常在东南沿海跑动。他在香港认识了犹太 同胞、嘉道理家族的人。嘉道理洋行在香港已颇有名气，最初从事股票经 纪，后插手电业，入主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马登跟罗兰士·嘉道理年纪 相仿，却喜欢与老嘉道理——艾利交谈，他认为艾利是一个非凡的人。 马登起心收购Tug&Lighter，正是受艾利·嘉道理的启发。 犹太人是个失去家园 （国家）的古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