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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总统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作班底作支持，办公厅主任要有超常的工作能力并有协调各方的能力。
＊工作班底应该包括各种类型的人，如对于总统十分了解的人，可以保持队伍的和谐；华盛顿资深人士，可使充满激情的团队工作更有效率；年轻人，具有活力与朝气；老者，能够提供智慧。
＊在工作班底内部的权力运作轨迹应该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不能越轨，不能因循守旧或更不能混乱无序。
＊现代白宫应和其他组织一样，必须既能够适应新形式的快节奏，还应该有人自上而下来管理这个组织。
＊工作班底应该站在总统的立场上尽可能多地想问题，使总统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当然，应该是那些在工作班底内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以防总统工作负担过重。
＊总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助手，以保证政令执行。
＊总统需要有一个知心朋友，工作之后可以与之交谈，而且不会把谈话内容泄露给第三者。
罗纳德·里根5 天才（8）
与媒体和谐共处
我所认识的六位总统中除了一位总统以外，其他五位都遭到媒体的猛烈攻击，甚至是批得体无完肤。尼克松认为媒体是导致他下台的主要力量。布什认为媒体对于在他任职后期出现的经济复苏现象没有给予积极的评价。克林顿认为媒体有意诋毁他的蜜月成就，尤其是让肯·斯塔尔有机可乘。只有里根一人例外。
白宫发言人蒂普·奥尼尔１９８１年表示：“里根与媒体的关系处理得比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任何总统都好，甚至超过了杰克·肯尼迪”。《邮报》执行主编本杰明·Ｃ·布雷德利１９８４年说：“在我的记忆中，在邮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对里根总统比对任何其他总统都友好。”美国广播公司副总裁大卫·伯克曾为纽约民主派州长效力过，他告诉马克·赫斯加德：“对于里根为什么不像其他美国总统那样易受媒体攻击这一点，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释。对于我来说，这是个难题并不是因为里根威胁我们，也不是因为他以他的逻辑将我们摧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人认为里根的处事方法得当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他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媒体，媒体自然也回报以尊敬。里根对媒体提出的问题常作模糊而不失技巧的回答，这让媒体感到失望的同时又赢得了对他的喜欢。“噢，哪有这么回事？”是他给媒体留下的印象。里根有绅士风度，不吝啬，这在政治家中是不多见的。跟两位罗斯福总统一样，他向人们展示了富于色彩的完美一面，如话语幽默，外貌俊朗，红润的肤色、宽润的胸膛。他也曾被媒体激怒，可媒体没有难倒他。他的某些政策可能偏离轨道，而导致不良的后果，而媒体仍旧予以公允的、酌情的描写和报道，连里根也这样认为。
另一个原因是里根手下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作班底，他与下属并肩作战，一致对外。和处理白宫的其他事件一样，他把人员分为两组，迪弗、沃思林、诺夫齐格、弗勒等人为一组，他们曾与里根一道在加利福尼亚工作过；另一组由贝克、布雷迪、达曼、斯皮克斯和我组成，都在华盛顿与媒体打过交道。
由于我们百日计划的成功实施，一切进展顺利，我们步入了里根任职的初期。是真的一切顺利，还是在兜圈子、强权控制、互相制肘或操纵？不同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迪弗、斯皮克斯、马丁·菲茨沃特和记者海伦·托马斯、肯·沃尔什、山姆·唐纳森、莱斯利·斯塔尔等都对此进行过生动的描述，写出了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在与媒体交往时里根必须反唇相讥。从肯尼迪开始，白宫就逐渐放弃了对电视媒体的约束和控制。美国人民对总统的印象完全由纽约的资深电视制片人所左右，这对由人民投票产生的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是一种贬低。同时，记者团具有挑衅性质的冷嘲热讽也难以管理，真是到了该恢复约束和控制的时候了。
对此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强调里根总统的优先权，任何一件事，任何小的危机的产生都可能使白宫卷进去，必须加以抵制。领导者必须关注重大事件，而不是那些枝节小事。里根重视经济方案的实施情况，这给国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获得胜利时便可扩大作为一名总统的荣誉。我们强调主题，一般的总统不太喜欢这样做，认为公众对总统所说的哪怕是一个词语都会揪住不放，如果总统一言既出，那就驷马难追了。但历史证明，若总统对所要做的只说一次，则无济于事。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协调政府内部的细节问题。迪弗将对外事务做了前期工作，因为我们想要追求的是完美的效果，而不是的效果平平。
与国会共事需要信任，与媒体也一样。有时某位官员也会撒谎，例如有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波恩德克斯特就入侵格林纳达一事欺骗了斯皮克斯，但我们会尽力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贝克是个坚持诚信的人（诚信是他工作成效显著的原因之一）。据了解，里根从不故意说谎或欺骗媒体。与银行界保持信誉至上的关系也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摆脱了困境。保持信任与尊敬的关系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因此我们总是找值得信赖的记者，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真相。《华盛顿邮报》的安·德弗罗伊、卢·坎农还有其他几个记者也因此取得主要采访渠道。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总会引人思考，他们的报道也是公正而客观的。坦诚对政府和媒体都非常需要。
在重谈里根早期政府工作之前，让我再来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让我负责管理白宫对外交流部，我会保留里根工作方法的８０％，而对其余２０％进行修改。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大部分记者在发了一阵牢骚之后，虽然不情愿也都给我们以尊重。但必须承认我们也有做错的时候，我也不例外，有一件事尤其令我痛苦，那就是我当时提出的一些倡议在现代政界被夸大，甚至被扭曲。在里根的领导下我努力工作，说服新闻界相信里根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常常是在电视台记者马上就要播放节目之前打电话给他们以确认节目中报道的确实是我们的观点。记者们把这称之为“例行巡察”。我认为这些努力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接下来的几年，其形式却扭曲、演变成了一种宣传工具。
我还希望在华盛顿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像里根在圣克莱门蒂时一样，但是有些白宫官员害怕让总统与那些大声叫嚷的记者近距离接触，而让他们同总统在其办公室进行。里根上任第三年的一次午后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穷凶极恶的叫喊已经达到了极点，媒体把里根说成是个笨蛋。政府内部一些官员当时即决定要求取消记者招待会。贝克·达曼和我（可能还有迪弗）提出了另一个点子：把记者会改在黄金时段召开，并让观众自己做出评判。里根同意实施这个建议，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里根有时也说错话，但与他精彩的谈话和大方的举止相比，错误黯然失色。
由总统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好办法，能够使政府保持高度责任感、确保严格执行各部门内部制定的政策。如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里根把舰队派到黎巴嫩后回答了媒体的各种问题，就会对没从顾问们那里得到明确的答案而气愤，他就会提早改变他的政策。里根任职的最后一年，来自肯尼迪学校的马文·卡尔布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寻找解决总统召开的记者会的糟糕状态的方法。（我也是组员之一）。工作组提议总统每月两次在白天、每年六次在晚间召开记者招待会。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同意这个建议。若可以的话，我认为每周开一次白天记者招待会会更好些。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经济危机和战争年代平均每周开两次记者招待会，因为他知道与媒体定期见面，对现代领导体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回顾过去，我认为总的来说里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比其他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处理得更好，这是他取胜的原因之一。虽然媒体并不是总能直接接触到里根，当然他应该与媒体接触得更多一些，但他回答问题时，却表现了高度的诚实性。里根政府工作班底与媒体也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甚至定期与媒体见面、会晤。同时，我们竭尽全力把里根的政见传达给公众，以帮助他有效地管理国家。
在我离职后不久，在里根与媒体的接触中，我们摸索出另外一条经验，即挽回败局的重要性。里根在执政后期，伊朗门事件把他搞得一团糟，他对此也很清楚。这是有损他名誉的污点，一个丑闻。可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却树立了一个挽回败局的好榜样。里根采取一系列大举措，首先命令首席检察官埃德·米斯迅速进行内部调查，以查明事情的真相。然后清理白宫内部参与肇事者，解雇了奥立弗·诺斯、约翰·波恩德克斯特等人。把大门向国会敞开，自动放弃所有行政特权，开放所有相关文件，组建了一个代表两党的对外工作委员会调查事件进展情况，提出建议，严格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立刻实施。起初，里根对这件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后来对发生的一切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终于，一支新的有生命的班底在白宫重新组建起来，主要领导人包括前任参议员霍华德·贝克（将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克林·鲍威尔、肯·杜伯斯坦、Ｊ·Ｂ·卡尔瓦豪斯、吉姆·坎农，以及在处理这场风波中担任顾问的大卫·阿布希尔。伊朗门丑闻刚爆发时，在国会民主党中有人强烈要求弹劾总统，迪克·沃思林认为公众对里根的信任已粉碎，但里根采取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