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1654年之后，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了下坡路。关键便是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用低价抢走了。要知道，荷兰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一半以上是生丝和丝绸。孟加拉的生丝暴跌。中国的生丝暴涨，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荷兰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远东航线的船先是减为十三艘，到了1660年代末期，只剩下了四艘。任何人都明白。荷兰在远东的生意快终结了。
给了荷兰最终一击的是满清实行的“沿海迁界”，来自中国的货源一下子被切断了，连走私都变得不可能。
历史上。荷兰在与清廷接触失败后，很快便做出了决定：不再派船到中国海，而是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这样就不必再派船出海，而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到了十七世纪末。荷兰终于完全放弃了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一部政治史，从某些方面来看，其实也是经济史。特别是西方的殖民者，往往以经商赚钱为主旨，从商业的观点评估，来决定政治决策。以及战争规模。
郑成功打败了侵占台湾的荷兰人，是民族英雄。这一点不必争论。但荷兰从商业角度和军事评估上，认为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大规模军队，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对于荷兰这个买进卖出、投机倒把的商人来说，远东贸易已经不值得去做。但对朱永兴来讲，却不是这样。因为光复了大江以南后，海贸商品的货源得到了保证，成本大大降低。甩开荷兰、郑氏这样的中间商，又离倭国比较近，直销的利润却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对倭贸易只是筹集资金的一个渠道，还有对丝绸、茶叶、食糖、棉纺品等需求相当旺盛的欧洲。
英国和法国都想争抢出口货物的份额，从而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便要与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荷兰打交道。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英荷本来便是敌人，而荷兰又将是中国以后的敌人。所以，布局从现在开始，便已经在进行了。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知道朱永兴内心的真实想法，也不可能理解他要在亚洲大展拳脚，将西方殖民者赶跑，从而独霸亚洲。
北伐，北伐！这是军队的主基调，必须要保持这种雄心大志，才不会使刀剑生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对全民的号召，绝不能让安定的生活消磨了意志，满足于现在。
一般说来，被统称为人民的群体的要求并不过分。安定、平和，能用自己的劳动换来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希望吃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些。
也就是说，人的要求会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降低或提高。在战乱时期，希望能够不饿死，希望能够活下来。对，就是这么一点点能够生存下去的要求。
所谓的小乱小治，大乱大治，其实便是人民群众厌倦了战乱，渴望过上安定生活的心理反映。至于是谁统治，是不是作二等公民，乃至生活苦一些，哪怕饿不死，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某某盛世，往往多出现在长时间的战乱之后的原因所在。现在谈盛世，虽然还为时过早，但光复区的重建和恢复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没有了满清官府的横征暴敛，在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推动和鼓舞下，恢复了汉家衣冠的百姓也恢复了信心和干劲，春耕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惊人的不止是速度，还有新垦的荒地，在数量上足足超过了在册耕地数的三成。
虽然在光复的过程中，缴获的官府户籍、耕地统计等资料并不是十分的完善和准确，但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而且还不包括湄公、河仙两省新辟的耕地数。当然，这在惊人的背后，也有着合情合理的原因。
滇、桂和安南占领区的耕地潜力已经不大，但四川却占了新增耕地的大头。还有闽、浙、粤等省沿海迁界造成的大批流民。又回到家园，将荒废的沿海之地重新开垦出来。
虽然北伐还未开始，中兴未竞全功。但从综合国力来评估，明朝已经稳稳地占据了优势，获得最终的胜利，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从财政的来源，民心和士气的高涨，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已经看得越来越明显。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战栗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往往就在当政者的一念之间。
朱永兴已经是皇帝之尊，可谓是金口玉言，又在军队中有无比威望。几乎没有能够阻挡他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他也有一个智囊团，推出各种措施也要先集思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是相信专家，而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的氛围，形成一个集体决定的体制。
换句话说，他可以独断，但却深知独断有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国家以后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也为了他以后的生活。他必须抑制那种具有无上威权、独断擅行的冲动。
而国家的政策要想顺利实施，就必须得到人民的配合。而要使人民改变他们历来的生活习惯，愿意试一试去迎接具有风险的挑战，就必须使他们感受到这样做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以点代面，利用榜样的力量，稳步地推进改革，无疑是很好的办法。这便是朱永兴在现在这个社会要尊循的原则，也就是尽量使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很少突兀地进行。
朱永兴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具备历史感，而不是急于想得到尚无记载的好评。一位领导人若着迷于“历史的结论”，只会使他们把注意力从决策和行动的紧迫感上转移开去。是的，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亲情也许会被对皇帝的恭敬所取代，但你应该看到，你如果施策得当，爱戴你的人民会是成千上万。
高处不胜寒，朱永兴必须适应这一点，虽然他对情谊正在或者已经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不时感到惆怅和伤怀。
帝王之威仪啊！那是几千年形成的。莫说是朱永兴这样的强势皇帝，就是沦为阶下囚的永历，吴三桂的标下官员仍是跪拜如仪，就连吴三桂被永历斥责之后，亦是不觉膝屈而跪，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要被人搀扶，才能走出。
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上下尊卑，别说是在古代，就是后世也不能免俗。只不过没有古代严重而已。
“兵部啊，以后朕要更名为国防部。马卿家，你为何会有进兵部之意？带兵打仗不正是你所长吗？”朱永兴在一套繁文琐节过后，对魏王马宝的意向感到很迷惑。
“启奏圣上，微臣侥有战功，却感觉谋智非是所长，军队变化一日甚过一日，微臣常有落伍之感。”魏王马宝斜签着身子，坐了小半个屁股，恭谨地回答道：“所以微臣想有空闲时间多学习一下，暂时离开军伍。”
朱永兴觉得马宝言不由衷，作为升迁极快的几位将领，他已经是一字王，这是他的忠心投效，以及赫赫战功得来的。难道他还是不满足？或者——
在台的一些朱姓宗室很快便要回来，如何处置，让朱永兴颇费脑筋。除了对历史上曾经自杀殉国的宁靖王朱术桂外，什么巴东王朱江、乐安王朱浚等，朱永兴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接纳是肯定的，刻薄寡恩的名声朱永兴可不愿背上。
明朝宗室，既不同于汉晋，又不同于唐宋。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士农工商）。
这样，明王朝的皇族宗室成员，便成为一种特权阶层和寄生阶层。这些龙子皇孙们，大都不劳而获，过着纵情声色犬马的生活。除个别优秀者对国家民族和世界文化的进步作出过特殊贡献外，大都是一些只吃喝玩乐和没有出息的人。而庞大的宗室。耗费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富、民脂民膏。特别是明中后期，巨额的宗禄开支使赋役负担日益繁重，也造成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把宗室拘在封地。这种养猪似方法，朱永兴肯定不会采取。甚至封地，他也不准备给。还有就是世袭罔替，他也想加以改变。
封地，则意味着一个大地主的产生。现在刚经战乱，土地兼并尚不明显，但却是一个隐患。世袭罔替。则可能造成一代一代的废物，靠着继承而来的王爵，不劳而获还是小事。残民以逞也是做得出来的。
在与众臣的商议中，朱永兴的意思是暂时给予俸禄，却不给封地，然后放开祖制的限定。让这些宗室能够自食其力。当然。这个自食其力并不是全部放开，而是规定一些领域，并制定相应的办法。
比如经商，宗室子弟自恃身份，难免会有类似欺行霸市这样的行为，形成一个亦官亦商的怪胎；让他决开设工厂，朱永兴也有同样的担心。所以，他认为宗室投资可以。但却不宜直接涉及到经营。
再有就是做官的问题。如果这些宗室中真的有人才，朱永兴觉得让他们去书院。或者参加科举也是可以的。只要他们能放下身段，能为民造福，做一个好官也未尝不可。
至于世袭罔替，却不是立刻便能改变的。但降封，是朱永兴早晚要实行的，除了少数几个特殊的宗室以外。
商议和讨论的大体内容，确实被魏王马宝所知道了。他本来还有着用战功挣个世袭罔替，但朱永兴的意思暴露出来后，他便进行了思考和选择。作为异姓一字王，他已经是走到了巅峰，既然世袭罔替不为圣上所喜，那他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封无可封，赏无可赏”的境地？
从来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