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绝色赌妃-晚歌清雅_完- 第6部分

　　　　《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在这个说法中，“士大夫”对应着“爵”，“官人”对应着“秩”，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战国士大夫当然也领取俸禄，但他们最终以晋身封君、占有田邑为安身立命之所，我觉得这依然有“爵禄”色彩；同时日益普及中的俸禄则针对于“官人百吏”，可称“吏禄”。我们认为，先秦的年俸与汉代的月钱各有不同来源。年俸士大夫的封邑。最初由领有者自行管理的封邑，后来逐渐由国家代管，并代征代发邑中的租税；再进一步，代征的租税便演变为“万石”、“千钟”之类年俸了。至于月钱，则可以通过秦国的“月食”追溯到周代“稍食”。稍食的等级与职事的简繁轻重相关，稍食多寡可以被用作职位的等级。秦汉俸禄采用月俸形式，而且以俸额标志职位高下，这明显是被“稍食”的形式所同化的；昔日用以待胥吏者的报酬方式，战国秦汉间逐渐用以待百官了。

　　　　战国秦汉间的社会转型是如此剧烈，以至被称为“天地一大变局”＇50＇。官僚政治的迅猛推进，伴随着一个士、吏分途的重大进程，它最终因秦汉的“文吏政治”而达顶点＇51＇。这个变迁，在俸禄、等级上也体现出来了。战国年俸是面向士大夫的，它与昔日的贵族采邑存在着渊源关系；而胥吏“稍食”的月俸的普及，显示的却是“吏”群体的崛起，其性质可以名之为“吏禄”。由商鞅变法时的“吏禄”看，“吏”群体已向上扩张到了千石左右，侵入了士大夫“爵禄”的领地。秦统一的前夕，领取月俸的“吏”进而跨入“二千石”层次。这由下而上的进程表明，奉行“法治”、“霸道”的统治者，逐渐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了。月俸这种“短时段”的酬报方式，更适应于秦汉官僚的流动性和更新率，更便于专制者对文武官僚任免驱策。“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若干石”标志等级的“吏”，才是皇帝治天下的左膀右臂。

　　　　“爵禄”逐渐让位于“吏禄”。随着爵位的买卖和泛授，二十等爵在汉代不断贬值，最终沦落到了“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的地步。当然，列侯与关内侯的封授依然是对官僚权益的重要补偿，这便显示了汉代政治的多重性、复杂性。一方面，早期帝国不可避免残留着早期政治的影响：官僚一旦封侯，形式上便成了有土之君，摇身一变而比拟先秦贵族了，在当时观念中这是一种身份的升格。而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日常官吏管理范围内，“吏禄”又确实显现了“职位分等”精神并处于支配地位，爵位已丧失了与官职的直接联系，也并不构成候选资格。

　　　　当然，汉廷经常依据禄秩向官僚授予特权，如六百石以上的免役权、“先请”权和子弟入学权，二千石以上的任子权，以及各种礼遇舆服的等差和依禄秩赐爵、赐金做法，这都使禄秩等级日益蒙上了“品位”色彩。我们之所以要改换“职位分类”为“职位分等”，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不过本书依然认为禄秩有异于“品位分等”，因为较之唐宋“本品”制度，汉代禄秩依然体现了“有职而无阶”、“禄秩附丽于职位”的特点，依然具有重“事”不重“人”的特征。汉廷特重吏能功劳，“以能取人”是汉代选官的基本精神，官职往往以“功次补”、“积功劳稍迁”；而直接以俸禄多少为官秩，也意味着“若干石”不是官员的个人品位，而是对吏能功劳的直接酬报。进而从官僚的权益和特权看，汉代的情况也往往异于唐宋，例如较少的法律特权、较微薄的俸禄（所谓“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在职、离职及致仕后的待遇远不若唐宋那样无微不至，“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甚至唐宋官员结衔时的成串成堆名号，也是汉代官僚所梦想不及的。

　　　　从东汉到魏晋，士族门阀阶层获得了积久不衰的家族权势。与此相应，官僚等级制也发生了变态，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中正在事实上依据门第为士人定品，较高的“中正品”对应着较高官职。“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中正二品的官资，被用作士族与寒庶的身份界限。各种官职都标有高下不等的中正品资格，由此中正品还成了官品之外又一级差。还有所谓“二品清官”之名，许多特权被规定为“二品清官”才能享有。进而发展出了以“清浊”区分官职的选例，由“浊官”迁为“清官”居然被认为胜过官品的提高。“清官”一般都是士族习居之官，以清要切近、职闲廪重及文翰性质为其特征，这些实际也就是文化士族的基本特征。官品所确认的官职尊卑，多少还是要依据于职事权责的；而中正品和“清浊”造成的官职资望高下，则更多适应了士族口味，适应了他们维系高贵门第的需要。我们有理由把后者视作一种以身份为本的“品位”格局，它大异于汉代“吏禄”下的等级秩序。士族的门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居官资格，则其“品位”在居官之前就隐然存在了，所以这种“品位”可以名之“门品秩序”。这个时候，各种散官、名号便也开始泛滥开来。这包括上承于汉代的郎官、诸大夫之类。郎官在汉代有宫廷宿卫之责，魏晋时则已变成“散郎”了；诸大夫本来只是没有固定职事，而不是没有职事，魏晋以下则纯为优崇冗散之位。位望清贵的散官，则以“黄散”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最为典型，此外还有冗从仆射、给事中、奉朝请等等。特进、开府仪同三司用为高级的加号，加官侍中、散骑常侍也成了通常做法。南北朝时还形成了“东省”和“西省”这两相对应的机构，分别容纳文职和武职散官，东西省成了汉代郎署的替代物。这些散官几乎没有兵刑钱谷的固定职事，其起家意义及名位意义大大超过了职能意义：被用作起家之选，被用作迁转之阶，被用来标示品位或增加资望，被用来奉送一份俸禄及其他权益。由此“官”和“职”分离便大大加速了。散官的这种“品位”功能，无疑就是散阶制的前奏或滥觞。

　　　　“门品”、散官所导致的官、职分离，无疑使等级秩序中“品位”因素大为增加。至如隋唐那种散阶制的形成，则还涉及了更多因素，例如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仍然来看岳珂的叙述：

　　　　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此正如国初军制皆以御史为品秩，谓之“加宪衔”也。梁制，虽亲王起家，未加将军不开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见一时以此号为重，然其实未尝将屯（兵），亦虚名耳。

　　　　除散官之外，由散号将军构成的军阶制度，构成了此期“品位”的另一条进化线索。

　　　　汉代的常设将军如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经常能够参与朝政，这时诸将军的班位就构成了辅政者的资望尊卑。此外因军事而临时任命的杂号将军，在烽火战乱中往往迅速增殖，诸将军间也常常形成上下统属关系。汉代还把“将军”用为优崇之衔，加给并不领兵的方士、文官甚至宦官，这时的“将军”显已脱离军职而成衔号了。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繁衍，并在位阶化的道路上骤然加速。军队编制中另有牙门将、骑督、五百人督或队主、幢主、军主等等军职，各级将校所拥有的军号，便成了他们的品位标志。由于地方行政制度日趋军事化，地方牧守及都督大抵以军号作为位阶，“随其资望轻重而加以征、镇、安、平之号”，并与东、西、南、北等方位字样相配，例如征西将军、镇南将军之类。上承汉代的将军辅政传统，中央官僚加军号的范围也在扩大蔓延。

　　　　由此，昔日寥寥可数而班位高贵的“将军”之官，就逐渐演变成了由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了，军号的变换意味着位阶的升降。晋宋间的军号分布于官品的一至五品和八品，并按同类军号为一阶的原则，构成了有异于官阶和禄秩的又一序列。梁武帝又使军阶列于官品之外，以125号军号为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14个不登二品之军号共八班。军号的授予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也包括文职官员。如学者所称：“梁陈的散号将军已成为整个职官体系中最基本的身份等级尺度。”＇52＇史称“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53＇。岳珂“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的看法，实际是上承唐人旧说＇54＇。魏晋南北朝时，军号最先形成整齐清晰的散阶序列，并成了唐代武散阶的先声。而文散官的“品位”意义尽管也很浓厚，但其散阶化却仍不充分，零乱而不系统，落在了军号后边。直到北魏、北周之际，情况才发生了变化。魏末战乱时的军号滥授中，军号往往是和文散官成双成对地“双授”的，授军号的同时也授一个文散官，例如诸大夫及东西省散官＇55＇，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56＇。随后这“双授”现象便引发了一个重要变动。西魏模仿周制，改九品官品为“九命”等级；“九命”所列，除大将军到武牙将军的军阶之外，还有一个由开府仪同三司到山林都尉等文散官构成的序列，与军阶赫然两立而双峰并峙。军号和文散官不仅在品阶上一一对应，而且仍像魏末那样成双加授，例如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双授，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双授，征南将军与右金紫光禄大夫双授，中军将军与左金紫光禄大夫双授，如此等等。

　　　　西魏“九命”中军号和散官序列，至少包含着两个重要进步。第一个是军阶与官阶的一致化。此前各朝的军阶与官品是不对应的，某些品级上军号阙如，另一些品级上又分布着十数个军号。而西魏的军号则均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