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一女子无憾也”。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田弘遇为什么要抢她？
田弘遇如此霸道，全是沾他女儿的光。由于这位田贵妃 “能书，最机警”，很受崇祯的宠爱，身为国舅爷的田弘遇自然身价百倍，官至右都督。据张岱《石匮书后集》的记载，他仰仗女儿得宠，“窃弄威权”，京城里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气焰非常嚣张。
然而，建立在美色恩宠基础上的权势，总是不牢固的。孙承泽的《思陵典礼记》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大太监曹化淳从南方掠来不少美女，供崇祯玩乐。崇祯被女色迷住，竟“累月未与（田）妃相见”。看着女儿失宠，田弘遇心里自然也不好受，危机感与日俱增。这位让他“一步登天”的宝贝闺女是养女，如今宝贝不灵光了，那就不妨换一个。
因此皇家大盗田弘遇打着皇帝的旗号，趁南海进香的机会，携带千人，在沿途所经之地非抢即夺，一是劫财，二是劫色。只要听说有点姿色，不论娼妓还是良妇，或暴力行抢，或高价贿买，定要到手方才罢休。地方官吏惧其势力，谁也“不敢诘问”。田弘遇这样做，便是期望寻找另一个可以取悦崇祯的“宝贝”，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陈圆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田弘遇看中的。可令田弘遇郁闷的是，当他兴冲冲地把陈圆圆进献给崇祯时，大明朝已是大厦将倾之际，焦头烂额的崇祯早已没有精力和心情顾及美色了，田弘遇如意算盘因此落空。更令田弘遇坐立不安的是，田贵妃也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病逝，这使得田弘遇备受打击。沮丧之际，田弘遇只好先把陈圆圆领回自己府第，将其收为养女，好好供养，寻找“交易”的良机。
动荡之秋，要保住权力和财富，自然是拥有兵权最重要。此时，他看中了年轻有为、拥有重兵又深受器重的吴三桂，便有心与之交结。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三桂进京见皇上，田弘遇趁机请邀至府上“观家乐”，以博取其欢心。
酒宴上，陈圆圆且歌且舞，其舞姿，体态轻盈，飘飘欲飞；其歌声，音质清丽，恰似夜莺啼鸣。三桂看得“神移心荡”，对于倾城之色的圆圆更是赞不绝口。田弘遇一看激起了吴将军的兴致，便不失时机授意陈圆圆亲自为其斟酒。酒过三巡，两人眉来眼去，已经你浓情、我有意了。老谋深算的田弘遇乘机将圆圆慷慨相赠。大喜过望的三桂也不想白要，从崇祯所赏银两中拿出千金付给了田弘遇。吴三桂满意了，陈圆圆也应该不会反对，毕竟托付一位英武的大将军，远比一个糟老头子强得多。而田弘遇在得到“寇至，首先保护君家无恙”的承诺后，也应该满意了。因为他以陈圆圆为诱饵，终于钓到了一只能够看守门户的狼。
吴三桂冲冠一怒真是为她吗？
吴三桂背负“重色轻国”的千古骂名，全拜他同时代的诗人吴梅村所赐。吴梅村在《圆圆曲》中写道：“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另有“不为君亲来故国，却因女子下雄关”的诗句，都是讽刺吴三桂只为红颜，竟将大好河山送于清廷之手。据李克敬《儒林琐记》所载，当初吴三桂读了这几句，很不舒服，便偷偷派人“贻三千金请改其语”，诗人却骄傲地拒绝了。
对于这件事，《明史》的说法是“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清史稿》说“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庭闻录》的描述更为生动，说是在将山海关交付给李自成后，在前往北京途中，吴三桂得知父亲吴襄被捕、家产被抄，起初反应还不大，可当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掠走后，气得咬牙切齿，恨恨说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立马回过头来攻打山海关。
由此看来，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一点也不为过。
对此，有人称其为实录，并盛赞诗人为“诗史之董狐”。但也有人以为《圆圆曲》是文艺作品，不是史笔。并推想是因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民愤甚巨，才想寻出一个陈圆圆，用以鄙薄他“为君亲报仇”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后来又因为吴三桂成为“贰臣”、“叛贼”，所以二三百年后的史官，无论治《明史》或《清史稿》，也就别有用心地采信传说，“如是我闻”了。
那么，吴三桂到底为何要引清兵入关？对此，我们不妨从历史的细节作合理的推断。这就要从吴三桂复杂的性格说起。
首先，他“英略独擅”，是明朝一员有勇有谋的虎将，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而且善于治兵，20岁荣升为游击将军，27岁时就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明史》记载，他所率领的部队“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特别是他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明人看重“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吴三桂要算忠孝的杰出典范。他曾率数十家骑，冒死杀入数万清军的包围圈中去拯救父亲，可谓孝子；后在锦州城下，亲舅舅祖大寿来信招降，他用战斗来回应，可谓忠臣。
然而，他的性格极其矛盾，转瞬又会“冲冠一怒”，弃全家生命于不顾。他虽然神勇无比，可在事关明清命运的松山决战中，一向“敢战”的他却突然全身而退。而在京城告急、崇祯下旨命他“勤王”时，从他驻守的宁远（今天辽宁兴城）到山海关仅120公里距离，本应昼夜兼程赶赴，可他“迁延不急行”，整整走了八天。这中间他有没有别的考虑，那就不得而知了。
以这样的速度“勤王”，看来吴三桂并不是很把崇祯的死活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在盘衡利害。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随即“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并在三月底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14个月没有军饷的吴部，后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黄金千两给吴三桂，并发书封侯”，同时令吴三桂父亲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再三盘算后，吴三桂终于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可就在把山海关交付李自成的人马后，在回京的路上听说自己的女人被刘宗敏掠去，不禁怒发冲冠，愤然引兵反击“自成所遣守关将”，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也就是为争这口气，他向清朝乞兵。当然，他肯定不会说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是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助他复仇。
坦率地讲，当初吴三桂并非诚意降清，只是想借力复仇罢了。所以多尔衮欲封他为藩王时，他则在回信中对是否“来归”并没任何明确表示，只是含糊应对。《谀闻续笔》里也记载吴三桂请求多尔衮“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后吴三桂起兵反清，在讨清檄文中还指责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居燕都，窃我先朝神器”。清廷对此不敢正面回答，这就说明吴三桂当年与清朝的盟约并非子虚乌有。
然而，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被吴三桂击败后，竟杀了吴全家40余口，彻底打破了吴三桂的幻想，也将吴三桂逼上了道义的绝境。在他看来，国仇（明朝的灭亡）家恨（全家被杀）全应归罪于流寇李自成。于是，他终于弃民族利益于不顾，死心塌地投降了清朝，在征战杀戮中一泄心中的愤懑。
关于陈圆圆结局的多个版本
关于陈圆圆的结局，有一种说法是死在宁远。其凭据是钱士馨《甲申传信录》中的片言碎语，说是刘宗敏向吴三桂之父吴襄索要陈沅（即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已被送到宁远吴三桂处去了，而且已经死了。刘宗敏不信，便再三拷问吴襄， “酷甚”。严刑拷打之下的逼供之词，自然不足为信。况且书里也曾清楚记述吴三桂是留圆圆于京而只身出关的。再者，刘宗敏抢陈圆圆，在《明史》、《清史稿》及《平定三逆方略》等正史里都有记载，也不应是空穴来风。
最普遍的说法，认为吴三桂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后，陈圆圆又回到了吴三桂的身边。吴梅村在《圆圆曲》中这样描绘他们的战场相逢：“娥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此后，陈圆圆便跟从吴三桂转战南北，十几年随侍军中。后来吴被封为平西王，留镇云南，陈圆圆也随居昆明。
据现有史料推知，圆圆至滇时已35岁左右，可风韵犹存，能歌善舞，通情达理，“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两人相爱甚欢。明遗民李介立在《天香阁笔记》中还记载，吴三桂曾向江南各省发文，责令地方官员代为寻找陈圆圆的父母和大哥。找到后，“以礼款”，颇为敬重，可见吴三桂对圆圆的情义。这件事在《武进县志》里也有所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人容颜凋谢，加上吴的大老婆“悍妒绝伦”，所以圆圆“屏谢铅华，独居别院”，潜心修佛，远离红尘是非恩怨。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野心很大的吴三桂再次举兵反清，从而招来灭门之祸。城破之日，也便是陈圆圆的生命终了之时。刘健《庭闻录》说：“辛酉城破，圆圆先死。”不过怎样死的，则有多种不确定的说法，或说自缢而死，或说绝食而死，或说投滇池而死。
还有一种说法，陈圆圆随吴入滇不久，便“病殁，葬商山之侧”，道光时编修的《昆明县志》谨慎地记载道：“父老云，有圆圆墓焉。其旁即梳妆台遗址。”父老云，就是乡间流传的野史了，自然不足信。据史学者考证，认为民间传说的圆圆墓实为永历帝冢，当时滇人担心清兵掘墓，才伪称为梳妆台。
耐人寻味的是，清军攻入昆明后，查吴三桂的籍簿，上面的确没有陈圆圆的名字，也不见其人。于是，便有了另一种说法，那就是陈圆圆没有死。康熙年间，有人写诗《野园歌》歌咏陈圆圆，其中有“夷光未去走麋鹿，红墙碧树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