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病民，旧庄虽没，新地可再垦也。查台北有竹堑埔，沃衍百余里，可辟良田千顷，又当孔道要冲，曩以弃置荆榛，故野番敢于出没。唯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开垦。莫若令全台文武各官，分地辟之，各捐资本，自备牛种田器，结庐招佃，永为本衙门恒产，不独一时之利，万世之利也。夫台地素腴，随垦随收，一年所获，足敷其本，二三年后，食用不竭。以天地自然之利，为臣子养廉之资，而又可以祛番害，益国赋，足民食，是一举而数善备也。”达礼据以入告，许之。于是总兵蓝廷珍先垦猫雾拺之野，名曰蓝兴，即今台中郡治之地。其田最沃，有泉可溉，每甲岁可得谷百石。八年，总兵王郡奏以台湾赏恤兵丁之款，购置业产，而收其利，照例纳租，由镇理之，派员征收。其后官庄一百二十有五所，年征糖、谷、牛磨、鱼塭等款三万七百三十九两九钱六分六厘，逐年增多。而奸猾之徒，夤缘武弁，借名官庄，侵占番地，以牟私利。番黎怨恨，莫可谁何。乾隆九年，诏曰：“外省镇将等员，不许任所置立产业，例有明禁。内地且然，况海外番黎之地！武员置立庄田，垦种取利，纵无占夺民产之事，而家丁、佃户倚势凌人，生事滋扰，断所不免。朕闻台湾地方，从前地广人稀，土泉丰足，彼处镇将大员无不创立庄产，召佃开垦，以为己业。且有客民侵占番地，彼此争竞，投谳武员，因而据为己有。亦有授受前官已成之产，相习以为固然，其中来历不明，是以民番互控之案，络绎不休。若非彻底清查，严行禁绝，终非宁缉番民之道。着该督抚派高山前往，会同巡台御史等，一一清厘。凡历任武职大员创立庄产，查明并无侵占番地及与民番并无争控之案者，毋论本人子孙，或转售他人，均令照旧营业外，若有侵占民番地界之处，秉公清查。民产归民，番地归番，不许仍前蒙混，以启事端。此后创立产业，开垦草地，永行禁止。倘有托名者，即将本官交部，严加议处，地亩入官。如该管官吏通同容隐，并行议处。”十七年，更立石番界，以禁侵垦。而垦者仍多，远至内山。五十五年，颁行清丈，凡侵垦番地者皆入官。而运会所至，防不胜防，其令遂废。
隆 恩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钦差大臣福康安治军台湾。既平，尚余兵饷五十余万两，奏设隆恩官庄，募佃耕之，或购大租岁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台湾之兵均调自福建，离家远戍，遇之较优，然多为武弁侵没，不副设置之意。其田多在彰、淡两属，租制与官庄同，岁征谷三千七百余石。光绪十八年，布政使唐景崧通饬各属，谓台、澎各营原置隆恩官庄田园糖部廍，所收租息，除完纳正供外，余款由营造册送司，按年在请领台饷内扣存司库，入拨充饷。乃因递年租息参差不等，奉部行令，按照乾隆五十四、五十五两年租息，统算折半，匀计作为定额，盈则尽数造报，绌则令承办营员赔补。例定甲年征收，乙年造报，闽省历办在案。嗣因各营原置田园案券，间多被匪遗失，历年既久，官弁递更，逐年只向原佃收租，不复问及田园处所。间有被水冲塌者，亦久不报豁，佃户难免赔累，弊窦丛生。以致东移西扯，竟将所垦民业，希图免粮，混为官庄者有之，逐年滞欠短额，积压数年，始行造报者有之。是此项官庄从前业已混含不清。迨至全台一律清丈之时，南北情形又各不同。台南则就田查问，是以此次田园历历可考。台北则不问何项田园，统行清丈，在当时则借删除各项名目为辞，殊不知此项田园，系发帑买置，定由官收，与民田之缴纳番租、隘租、屯租，情形迥异。嗣因清丈完竣，民业钱粮议由小租户完纳，大租减收四分，贴给小租完粮。而台北官庄田园亦由佃户承粮，由台北府雷守议照大租章程，营中减收四成，司中只照六成，扣收租息，奉前抚宪批准，行司照办。当时办理，原为一时权宜之举，不能遽以咨部。何也？盖以各处扣饷之庄租，系除完纳正供之款，净收租息。清丈以后，供赋多至数倍。供多则租亦多，何以转少四成？是以难于咨部。台南各县田园历历可考，系清丈时查询，佃户自称，各县照所指之田园，年应征收钱粮秤水赴营催完。营中则较之前所纳供赋盈溢数倍，租息因之而短，各营所以纷纷借口。然台南官庄田园盈溢，可想而知。倘营中原置田园案券尚存，何难一一清理，租息尚可加增。只以各营案券毁失，兼以当时原置田园甲数，并无造册分送督抚司存案，以致上年赴闽查考，无从检出。现各营以新定钱粮，较之旧时供赋，溢出数倍，台北议以减四收六章程，而台南则不能完纳。迨至奏销迫届，由县详司，就饷核扣，而各营钱粮既多，租额因而减少，纷纷又以案照台北减四收六核扣租息为请。查此项隆恩田园，系属发帑购置，递年征收租息，完纳钱粮之外，扣存司库充饷，各数目均咨部有案。台北议以减四收六，实因田园混入民业，丈量未经指出，暂时权宜办理，然亦不能遽以咨部。现民业均已升科，而官庄历年瓜葛不清，若统照减四收六办理，递年司库短扣五千余两，从何弥补？亟须通筹全局，彻底清厘，俾得一劳永逸。拟将台南安、凤、嘉、彰四县官庄田园，清丈既已指出，应饬各县委员会营按明图册所载前赴，就田问佃，向佃议租，重新整顿。台北淡、新、宜各县，虽无田园之可考，总有佃户之可凭。向佃追田，罢四六之议，逐一清理。或田甲不敷，租额短缺，究竟是何原委，抑系昔年被水冲塌，据实造册送司，分别核办。于是各县会营清厘，终不能彻底追究，而每年所征只有十之七八而已。
第三部分田赋志（6）
抄 封
抄封亦官租也。其租有二：曰叛产。林爽文之役，凡与党人者，皆籍其田，或被株连，所抄至数万石，多在嘉、彰两县。自是每有乱事，援例以行，为官署岁入之款。叛产之业，贌之于民，而收其税，岁征银约五万四千两。曰生息。从前府道库款每存至数百万两，或数十万两，贷之富民，而收其息，息甚轻。一遇有事，则收回之，而仓卒难缴。或凌夷无力，亦籍其田，以取偿焉。售之于民，以抵款焉。按年出贌，而收其税，亦为官署入款之一。其详皆在《度支志》。然抄封之中，有拨支兵饷者，有充地方公费者，又有鬻供军需者。其业散在各县，统归台湾府遴派佃首，代为征收，多属富绅揽办。其田园各分三等：上田每甲纳谷三十二石，中二十六石，下二十石；上园视中田，中园视下田，下园十八石。道光间，年征五万六千余两，亦如官庄只征十之七八，每年可得秤余四千余圆，以补额拨加饷内应征未完租额。同治六年，署知府叶宗元请将秤余尽数归公，许之。及清赋时，亦照官庄办理。
番 租
台湾固土番之地，其田皆番之田也，我民族拓而垦之，以长育子姓，至于今是利。然其成也，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胼手胝足，出生入死，而后得此尺寸地，如之何而不惜也。先是，我族以入垦地番，远及内山，清廷下令设界，禁出入，违者治罪，且籍其田。而利之所在，人所必趋，禁者自禁，而垦者自垦。终至法令不行，讼狱日出，固非计之得也。雍正三年，户部覆准台湾各番鹿场，闲旷地方，可以垦种者，命地方官晓谕，听各番租与民人耕种。五年，巡台御史尹秦据淡水同知王详请，大社留给五百甲，中社四百甲，小社三百甲，号为社田，以为耕种牧猎之地，其余悉行召垦，并限三年起科，奏请颁行。于是垦者先与番约，岁纳其租，谓之番大租。其约曰招垦，或曰永耕，记其界址租额，存以为据，或报之官。背约者官为催科，所以保护番黎也。番大租有二：公有者谓之公口粮租，土目收之，照其社例，以充公费；私有者谓之私口粮租，番自取之。然其租率不定，召垦之时，互先立约。如活租则照所获之谷而赋之，或十之一，或十之二，或十之一五。而死租则视地肥瘠以定，大略为十之一，其详如表。顾活租虽较多，一遇凶岁，必须减赋。若死租则不论丰歉，莫得改易，台湾民田之税佃亦如此。自是以来，开垦日进，负租者亦多，番不能索。道光初，淡水番人乃由汉人揽办，代为催收，而取其费。光绪十三年清赋之后，照大租例，去四留六，并废代收之弊，而番田变为民田矣。水沙连六社化番，拥地甚广，番不能耕，募汉人垦之。田成，纳其所获百分之五，谓之亢五租，或曰空五租。
道光十五年，埔、眉二社正通事巫春荣与社番约垦草地八十五甲，按甲纳租，田谷二石，园一石，以早晚两季摊缴。其后垦者均照此例，锄耰并进，遂成乐土，至设埔里社厅以理之。然佃户多负租。光绪六年，始设总理揽收，分与化番。十一年，更命义塾教习偕番收之，岁与千石，余归官，以充抚育之费。十三年，改归官租。十月，全台颁定租制。通判吴本杰据埔里社绅士禀称布政使，以埔属田园既纳亢五租，若一律照完正供，未免过重，许之。乃不入上则，中则田征银一两三钱六分，下则一两九钱，园降一等，约轻三分之一。而亢五租改为一石八斗，岁收二千四百石，以千石给番，千石归官，四百石为催科之费，而亢五租亦变为官租矣。
初，噶玛兰设治时，西势之地民垦已定，而东势未辟。自浊水、大溪以南至苏澳，凡十六社，平原，付之荒芜，杨廷理遣三籍头人理之，分授漳、泉、粤人开垦，计有二千五百八十三甲。番素愚惰，既归化，益不敢较，膏腴尽为民有。通判翟淦与廷理议，禀请总督汪志伊，以各社近处存给之，大社二里，小社一里，谓之加留余埔。然番不能垦，官为召佃，以三籍头人为佃首，经理征收，按社计丁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