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
果不其然，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问题，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第二天，刘少奇仍然主持座谈会，在当时“大跃进”的急先锋柯庆施发言时，他明确说：现在群众能否撤换他们不满意的干部？我们有些代表选举流于形式。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鉴于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加以约束。
刘少奇在会议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设，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但要注意客观规律。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
在这次座谈会的最后，刘少奇虽然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困难的严重性，但还要打气：“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刘少奇毫不客气地、实事求是地将困难形势摆在了各路诸侯面前，原来头脑发热的干部们，逐渐冷静下来，思想上开始发生转变。
毛泽东也开始“降温”。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说：“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做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满”，今后3年的计划，“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绝不可以打得太高，以至于超不过。”
这实际上同刘少奇以前的主张吻合起来了。这一点，刘少奇已经有所认识，因此，他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要把1962年的指标，“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对降低指标，争取主动权，刘少奇非常赞同。他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3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入主动就好了。”
周恩来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后3年的补充计划，都要降低。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
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十年总结》，谈了“大跃进”从发动起来到中间一段的纠“左”，再到后来指标的抬高，“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3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农业方面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毛泽东承认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比如抬高钢的生产指标、提出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等等。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转变，带动了全党在思想上发生转变。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长达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开始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这实际上可以算作是国民经济调整的起步，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三面红旗”仍然高高飘扬，这是不可动摇的。
会议期间，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多次提出对1961年的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来，周恩来又加上了“充实”二字，把“整顿”改为“调整”，概括出了指导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的“八字方针”。
8月10日，刘少奇主持了最后一天的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总结了与会者的意见后，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他强调说：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工业要尽量地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帮助。基本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这个东西还是要抓，要提到路线上来认识，战线太长了违反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实际上是少慢差费。
但是，就是在会议期间，几年来一直未得到解决的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旧创未愈，又添新伤”。苏共先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发动了突然袭击。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宣布准备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两党的分歧，逐步扩大到政府间的关系的分裂。
刘少奇对此情况的反应是：站起来！不屈服，不低头。
8月26日，刘少奇主持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座谈会，讨论中苏关系恶化的问题。他说：在这种困难面前，在这种风浪面前，我们团结一致，这很好。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站起来！不应该这么一压就倒了，那就不好了。中国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是受压迫的，但是还没有倒嘛！难道现在就可以压下去？我们站起来了！不光是这么一件事情，再大的事情也压不下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坚持立场，坚持团结，同时要谨慎对待。
不久，刘少奇亲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经过斗争，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凯旋而归，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往北京机场迎接刘少奇一行。
这在当时，毛泽东亲迎出访归来的国家领导人，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次争论，没有真正的赢家，也并不都是输家，但是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中苏关系的僵持，没有能够阻止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直至后来“兵戎相见”。
这次斗争，主要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苏两党的分歧，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党际关系的原则问题。斗争是必要的，但难免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
后来，邓小平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说：
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可以说，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从那时起，差不多过了30年。回过头来看，需要指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压力下，没有屈服。但是，这种压力毕竟不同于国内困难形势的压力。
刘少奇访苏归来，马上就投入到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中。
在周恩来、李富春的倡议下，国家计委在《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一方针，并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至此，开始了为期4年的国民经济大调整。
八字方针已经提出来了。但情况明了吗？
情况不明，不可能正确地对八字方针进行认识，更谈不上切实地贯彻实施。
于是，1961年就成为建国以来的第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刘少奇走在了前头，也深入到了第一线。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1）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让全国人民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少见的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同当地群众一起：毛泽东在上海，刘少奇在长沙，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外地，为什么？报纸上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们心系全国人民，与民同乐，也要与民共苦，更要与民共渡难关
3年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他们想知道
农村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每个人的脑子里不能说是一笔糊涂账，但至少是不甚清楚，或者知之甚少。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提出后，怎样贯彻执行，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困难局势？怎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首先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最先下决心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因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会后，毛泽东就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旨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和所属各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集东北局、华北局和西北局三个中央局和所属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同样是农村工作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