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象怕考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还是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他认为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还进展得很顺利。更有意义的是首席参谋官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
他们见面时用很长时间讨论了关于秘密情报局的一般情况和它的未来、应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条件下而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等。首席参谋官显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则尽可能地做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战时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
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第一次听到这一新的情况是在维维安以颤抖的声音召见他的时候。维维安让他看了由考吉尔准备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签发的一封两页长的信，信中措词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需要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
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则把这份差事转给了菲尔比。
菲尔比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然后，菲尔比便离开了他们。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从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他写给局长的报告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维维安的报告是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作装饰的，显得冗长而又杂乱。它追述了自己与考吉尔争吵的痛苦经过，并主张在过渡到和平时期之前必须对反间谍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要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居里的继承人，考吉尔的候选人资格则被明确地排除了。报告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才干和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他如何如何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报告对菲尔比的有利条件的论述面面俱到，就差一项最好的条件——他对共产主义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了。
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象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
事实上，一份已经打印好而准备送上去的报告已向菲尔比说明，局长准备冒与考吉尔公开摊牌甚至不惜接受他辞职的风险。
毫无疑问，过几天局长就要召见菲尔比。在召见他时，他还得采取最后的一着。在此之前，他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考虑这最后的一着。
他的问题是：在秘密行动部门的前途是变化莫测的，说不定会因什么小毛病而毁于一旦。他认为，他在前进中也可能会出些小差错，但如果真有什么灾难发生，他并不想仅仅依靠秘密情报局里他的同事们的忠诚。秘密特工人员最害怕的事情是被指控为不可靠或有不忠行为，而可靠不可靠或忠与不忠的审核是属于军情五处的职权范围。因此，菲尔比认为，如果军情五处能够正式参与对他的任命的话，那么，万一他在新的岗位上发生什么事，情形也许会好一些。他希望能从军情五处那里得到一份正式的公文，说明他们同意对他的任命。但是他不可能对局长罗罗嗦嗦地讲那么多。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局长迷恋于在单位之间耍手腕的嗜好。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对菲尔比来说，访问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当他在两位女秘书的办公室等候〃绿灯〃的时候，两位小姐对他特别和蔼可亲。〃绿灯〃一亮，他就走进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最后的障碍了。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他假装看了看。局长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并问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尔比说有。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军情五处里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容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在听完菲尔比的说明之前，局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并露出了明显赞赏的神情。他随即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军情五处处长及时地给了极为友好的答复。为此局长挺高兴，菲尔比则是大功告成，欣喜之情更不必说。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自行离去，这时已经没有象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在他的指导下，不到一年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了，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合并成的第五科的领导人。这是后话。
6。5 如履薄冰
负责领导第九科，对菲尔比来说意味着迁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变动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是搞清机关内部各种风向的最好位置，而且还很便于了解在走廊里碰到的人们的真实情况。
最初，他陷进了处理干部、办公地点、设备配备等日常事务问题之中。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象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
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严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