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前途明朗，他们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像这一次，如果祁玉民当上了省长，那比当副书记的秘书，不知道风光多少倍。前途那是大大的有。两三年就上去了，最少是副厅级。
如果情况不太明朗，看不出是福还是祸，他们就宁愿选择按兵不动，坐以待变。
不一会儿，祁玉民就和兰超华一前一后，赶到了陆政东的办公室。
其实祁玉民刚才还在外面，在团省委视察工作。虽然省委常委还没有进行新的分工，但詹继东调走，这一摊的工作他得暂时兼着，接到陆政东要召见的电话，他连忙中断了视察，从团省委的办公地点赶了回来。
祁玉民肩宽背厚，头显得比一般人要大一些，一看就是一脸福相。
比起一般人，他也确实算是够幸运的，他出生的西南一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家庭，父亲是军人出身，解放战争的时候，参加过大决战战役，当过副团长。全国解放的时候，他留在了地方上工作，解放后当了县委书记。他母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在县里，这是令人羡慕的干部家庭。
文革爆发之前，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了。文革中祁玉民的父亲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祁玉民中学毕业后，就到一个军垦农场，做了知青。那个农场的厂长和祁玉民的父亲是一个部队的战友。所以，祁玉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有贵人关照。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祁玉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直接分配进了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部委工作，在部办公厅、人事司干了五六年，从一个小科员，提拔为了部机关的副处长。
那个时候，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某省的民政厅厅长了。恰好他的一个老战友，也是早年从部队转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到了祁玉民那个部，当了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需要选一个秘书，于是就选了自己老战友的儿子，祁玉民于是当了副部长的秘书。此后在副部长的关照下，他一路升迁，做了处长，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财务司副司长，人事司司长，最后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成了副部长，做了几年，又成了常务副部长。
常务副部长那是非常重要的岗位了，每年手中掌握的资金审批权，就有几十个亿。巴结他的地方领导，什么省长、副省长的，多得不得了。每天请他吃饭的人，都要排成了长队，不提前向他的秘书预约，根本轮不到。还有那些在京城里可以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们，也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他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认识的高级官员、大老板越来越多，为自己的升迁做了很好的铺垫。
他当年的领导，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人物，为祁玉民的提拔、重用，没少费心思。这一次，祁玉民被下派到贝湖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属于是重用。他这样的官员，一个最便捷的升迁路径就是，在中央部委机关混到副部级，然后下派到省里，历练一下，捞取些政治资本，积累一些地方上工作的经验，三五年之后，就升迁了。或者是回到北京，成为部长什么的；或者留在地方，就地升迁，当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就像陆政东一样。最差了，混到退休，还能解决个正省级的级别，弄个省政协主席当当。
所以在体制内，有能力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要有运气遇到欣赏自己的伯乐，要不然按部就班，即使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你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个小人物，又没有大人物发现你，欣赏你，为你的发展铺路，你按照惯常的升迁路径，一辈子能混到司局级，已经是到顶了。许多运气差的，混到五十多岁，还是个处级干部。在京城的中央国家机关，处级干部，就是大办事员一个，遍地都是，谁也不会待见你。
祁玉民虽然不像陆政东那样，有可以呼风唤雨的老前辈为自己说话，但是他很聪明，又会来事，也逐渐掌握了一部分的政治资源。中央高层，也有人认识他，为他在关键的时候说句好话。要不然他也到不了贝湖省，担任省委副书记这样关键的位子。
但他自己却是吧事情搞砸了，在候补委员选举中名落孙山，领导这一次是响鼓用了重锤，今后要注意和陆政东搞好关系，陆政东上面有人，如果表现得好，是很快就会升迁的。说不定干个三五年，做出什么政绩来，就升迁了，做副总理还谈不上，但升个国务委员，到国务院兼任一个部的部长，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陆政东升迁了，留下了位子，他就有机会了，当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有可能。而一旦和陆政东在今后的工作中没有处好关系，那就麻烦了，不仅升迁没有可能，甚至会把自己的前途完全葬送掉。陆政东到京城多汇报几次，就把你撵走了，还回京城，或者到别的省份，当个副书记什么的，他的政治前途那就完全就终结了。因为上面的领导就对你有了不好的印象。现在什么都没有印象重要，一旦领导认为你不可大用，你再做什么工作也没有用了，就等着回家抱孙子吧！
所以，听说陆政东找他有事情要谈，他连忙中断了自己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省委常委办公楼。
走到楼梯口，正好碰上组织部长兰超华和他的秘书。兰超华连忙向他打招呼，说：“玉民书记，出去了啊！”
祁玉民说：“去团省委了。”
兰超华和秘书忙站在旁边，把楼梯让出来，让祁玉民先上。
祁玉民并不知道兰超华也是去见陆政东的。兰超华同样也不知道祁玉民这样步履匆匆的，也是陆政东叫回来的。
陆政东看着两人联袂而至，特意从老板椅里走出来，陪他们坐在沙发里，面对面地讲话。
陆政东说：“找你们两个来，是想商量一个事情，省级班子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有的同志要提拔，成为副省级干部。有的同志年龄到线了，要去二线，到省人大或者省政协去。有的要彻底退休。还有的同志长期在一个部门、一个地方工作，也需要交流。任务很多，工作难度大，非常繁重。我的意思是，由你们两个具体负责，拿出一个方案，主要考虑急需调整的厅局、市委书记、市长人选。
等我仔细看过以后，再上省委常委会研究。对于政府组阁的提名，可以征求一下江游省长的意见。对于省政协秘书长人选的提名，可以征求一下广生同志的意见。”
祁玉民和兰超华都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陆政东的讲话。
陆政东又说：“现在继东同志已经调走，他分管的一块应该也要落实到人，还是要考虑一下常委们的分工。”
做省委书记的，虽然没有免掉其他省委常委乌纱帽的权力，但是，他却可以冠冕堂皇地调整你的工作。把你从自己熟悉的岗位上，调到不熟悉的岗位，逐渐剪除你的党羽，这样就无形中消弱了你的势力。这个念头，陆政东已经考虑很久了。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动这几个副省级干部。其他的厅级干部看省委常委的位子陆政东都敢动，他们就更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只能是服服帖帖，所谓擒贼先擒王吗！
如今在贝湖省，对于这些担任地市市委书记的人来讲，含金量最高的几个位子，按排名顺序，业大市、沿海开放城市，旅游城市，经济总量上从这些比较差的靠前的动，明显的属于重用。
这跟陆政东对他们各自留下的印象分不开。陆政东觉得，比较有能力，在一届任期内，有很大的改变，获得了上上下下的好评。用他担任靠前地市的领导，说不定可以带来大的变化。选对一个人，就完全大不一样了。
动几个地市书记的工作，现在也就是陆政东一句话的事。这就是组织的力量。现代社会，一个人一旦拥有了组织的力量，就可以无坚不摧了。
还是同一个他，之前他要动一个地市的书记或者省里厅局的厅局长，那就还需要看周书明的意思。现在当了省委书记，一把手，说话的气势立马不一样了。祁玉民和兰超华立即感受到了他的魄力。敢于决策，拍板，下面的人自然就怕你了。现在祁玉民和兰超华，毕恭毕敬地坐在那里，听陆政东讲话。陆政东问他们，他们才敢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不问他们，他们连插话都不敢。这就是组织的力量，权力的魅力！
陆政东说完这些，带着征求意见的语气问：“你们二位，还有什么问题？”
祁玉民自己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自然是少说为妙，于是就摇了摇头，说：“我没有什么意见。”
陆政东看着兰超华，说：“你呢？”
兰超华说：“我有一个问题要补充，临江市委书记既然要来省城，那谁来当这个临江市委书记呢？”
陆政东说：“我看就让杨易迅同志去吧！他也需要到下面历练历练了。”
祁玉民和兰超华脸上虽然都没显露出什么，但心里都是一愣，杨易迅这个人他们当然是知道的，是省政府的副秘书长。
杨易迅并不显山露水。这个人口风紧，工作严谨，责任心强，也有很清晰的工作思路，最关键的，有干事业的热情。祁玉民和兰超华一听就明白了，看起来陆政东对他的工作相当满意。获得了陆政东的充分信任。所以，现在有了机会，陆政东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他。
不是说陆政东喜欢任用自己的身边人，实在是他刚当上省委书记，在人事问题上第一炮不能打哑了，与其是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没有把握，还不如任命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心里有把握，他也不会捅什么娄子。因为毕竟这是陆政东的第一次，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他陆政东是要让人看笑话的。
而且更关键的他是要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对于有能力、有魄力，肯埋头做事的实干者，更有机会得到重用。
当然，这些决策能不能完全通过，还要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最后还需要省委常委们表决。那是几天后的事情了。因为这可是陆政东新官上任提出的第一个人选。
陆政东谈完，祁玉民和兰超华就告辞了，分头准备自己的工作去了。
兰超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