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勉强笑了笑，“我只是在想，或许从左岸穿过巴黎才行呢！”
对不起，妈妈。我向你撒谎了！
我是在祈祷！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无论如何，请一定要保佑那个人！
天鹅奏鸣曲（二十三 ＥＮＤ）
波特曼少校食言了。
当所有的人都汇集到克勒耐农庄的地下室时，我没有看到那个金发男人的身影。一股恶寒从我的心底泛了起来。
我拼命告诉自己可能他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要不然就是迟到了。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知道任何侥幸的想法都变得很可笑。他今天或许真的是来不了了，而我不能等他，一分钟都不能；我必须把母亲他们送到夏龙去，否则盖世太保很快就会搜查到这里。
我让克勒耐先生按计划准备好车子，然后站在车道旁不停地望着出城的公路。
“夏尔特”母亲换上农妇的裙子走到我身边，挽住我胳膊，“你怎么了，为什么心神不宁的？”
“没有，妈妈。”我握住她的手；她没受什么伤，这让我松了口气。
“你担心他吗？那位军官”
“恩”我含含糊糊地点点头，“他帮了我们很多忙”
“你们是朋友？”
“算是吧？”我有些小心地看着她柔和的脸，“您不会怪我跟德国人交朋友吧？”
“傻瓜！”母亲笑了笑，好象又回忆起什么，“我以前不是见过他吗？他和那个时候比起来似乎有些不一样”
“哦？”
“大概是眼睛吧我记得以前他的眼睛冷冰冰的，不讨人喜欢，现在却变得很温柔，他应该是个好人吧？”
“好人？或许不能这样说”我忍不住笑了，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妈妈，如果他以前很冷血，做过很多错事，而现在想重新活一次，你说上帝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母亲静静地凝视着我，眼神里包含着宽慰和理解：
“当然了孩子当然了”
被救出来的人分成了两组，五个人分别藏进了两辆运稻草的卡车里，剩下的则化装成农民的样子坐进了驾驶室。
我换上鸭舌帽和粗呢外套，沾上假胡子，游击队的小伙子们把冲锋枪放在地下室的墙里边，然后为我们留下了几把手枪。
“路上小心。”约瑟把我送上车，犹豫了片刻又补充到，“我会替你打听他的消息，不过你最好别抱希望。”
我苦笑着对他说了声“谢谢”，跳上车。
天空黑乎乎的，月亮和星星都看不到，四周也没有一点声音。今天晚上约瑟他们将分头回巴黎，而我们则有可能不会再回到这个城市。车灯在漆黑的道路上射出两道黄色的光柱，我忍住回头张望的冲动，对身旁的人轻轻说到：“走吧”
“天鹅”在巴黎的势力被盖世太保破了百分之九十，“夜莺”剧团不复存在，而虽然拉丰和西蒙的家人没被卷入其中，他们的资产却全部被没收了。幸好我在瑞士银行还有些存款，于是在一个星期以后，我利用逃亡通道把他们送往葡萄牙，让他们去英国。
对两位忠诚的朋友我永远很内疚，他们支持我，虽然我尽量令他们远离危险，最后却还是让他们背井离乡。可是拉丰在临走还前笑着对我说：“我们决定先向你贷款在那边开个什么军需用品厂，夏尔特，等战争结束后你会发现自己比原来还要有钱。”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母亲，她坚持要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
阿曼德庄园已经被纳粹查封了，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劝她先到瑞士，我随后就去。她相信了，所以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送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得呆在法国，因为至今约瑟也没有给我少校的消息；因此我不能走，也走不了！
我利用假身份证，伪装成了一名钢琴制造商，顺利地从夏龙到了马塞，并且联系到了躲藏在这里的戴西，装扮成夫妻在一幢小巧的公寓里住了下来，着手整理所有的损失情况。
大约在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信封上用铅笔写着“Ｙ·Ｊ”。我得承认打开信封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像急促的鼓点儿。
上帝没有给他机会－－
少校果然没有逃过他同胞们的尖牙利齿，他被捕了。“通敌”和“间谍”的罪名压在了他的头上，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等候审判。
一股刺痛从指尖传到心脏，我全身几乎都要麻痹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沮丧和焦灼笼罩着我，让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睡。
一个月后，第二封信告诉我，少校被押回了德国。由于冯·波特曼将军的努力，他这个唯一的儿子最后免于死刑，但是军衔降为下士，被发配到“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当了一个普通士兵。
这时候我才隐约松了口气，感谢仁慈的上帝还是听到了我祈祷。
１９４２年，无论对德国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而言都是关键的一年。
那个小胡子男人头脑发昏地进攻苏联，终于为自己敲响了丧钟。斯大林格勒战役打了四个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所有的人都对双方胜利分外关注。
我用新的名字重新开始了地下逃亡网络和暗杀的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再见到罗斯托克，他好象彻底地消失了一样，再没有任何消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像牵挂亲人和朋友一样地牵挂他。
１１月份苏联军队开始了反击，卷进了斯大林格勒巷战的鲍罗斯集团军被打得灰头土脸，当我们都在为此庆祝的时候，希特勒就拼凑出了一个“顿河”集团军开赴东线战场，而且命令武装党卫队在法国的三个最强大的师迅速进入哈尔科夫东南阵地，准备配合“顿河”集团军进攻那个已经成了废墟的城市，营救鲍罗斯第六军团。
这三支倒霉的军队是“帝国”师，“骷髅”师，还有“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上帝要把对那个金发男人的考验持续到什么时候。
于是我开始分外关注东线战场的情况：
当苏联军队打垮了“顿河”集团军，消灭了鲍罗斯集团军以后，他们迅速扑向了哈尔科夫，准备乘胜追击，再来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但这个时候那三支党卫队王牌师证明了他们在德国陆军中坚如磐石的地位。他们的抵抗顽强极了，守在各个防御阵地的武装党卫队士兵几乎是玩命地打，有的阵地甚至被苏军猛烈的炮火夷为平地，士兵全部阵亡后才丢失。有的则是在丢失阵地后迅速组织反击，一小块儿地方经过几次、几十次易手后才决出胜负。
我不知道罗斯托克是否还能在数倍、甚至十数倍于己方的炮火攻击中幸存下来，因为我得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关于他死亡的噩梦我已经做了很多个，每一次被这样的梦惊醒，我都满头大汗地不住喘息，然后抱着膝盖一直枯坐到天亮。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然而在哈尔科夫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另一个噩耗却传到了我耳朵里：母亲在洛桑因为一起电车事故去世了。
我听到消息的时候脑子里空白一片，然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不论戴西怎么叫我都没有回应。我连哭泣的力量都没有了，悲伤和内疚折磨得我的心绞痛。从那一刻起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连罗斯托克也死了，那么或许我真的会绝望
１９４３年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战争一天天朝好的方向在发展，德国人开始节节败退，不管是在北非还是在欧洲，他们都难以维持胜利。但是这段时间他们也变得更加凶狠和狡猾。大约是对失败隐隐约约有了预感，盖世太保们变本加厉地杀害犯人和犹太人。
我们的行动也变得更加危险，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快要结束了，就像熬过了漫长的黑夜，等候黎明到来是有一些让人焦躁，不过却值得期待。
１９４４年６月，诺曼底登陆为第三帝国敲响了丧钟。
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０日，戴高乐将军率领“自由法国”的部队随同盟军朝巴黎前进，人们黑压压地挤在道路旁用欢呼、鲜花欢迎他。
１９４５年５月，德国投降。
欧洲大陆上最黑暗的时光终于结束了。
巴黎的产业和阿曼德庄园都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回到法兰西音乐学院干起了老本行。
当我相隔了两年半再走进塞尔比皮埃尔一世林荫道那幢公寓的大门时，一大摞信件让我瞪大了眼睛。
“每个月一封啊，伯爵大人。”多利奥小姐正在忙里忙外地帮我清理屋子，随便又把散落的几封交给我。
这些信全都没有发信地址，信封上是优美的手写字母，但里面的内容全是相同的一句话－－
“Ich liecbe dich。”（德语：我爱你。）
邮戳从１９４３年１月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４年１２月。越到后面，这些信就越脏越破，有的甚至带着干涸的血迹。
整整２４封，每一封都被我细心地拆开看过了。
尽管我一直在问多利奥小姐还有没有，她却连连摇头：“就这么多了，大人，一封都没有了。”
是吗，那么那个人，大概真的已经长眠在俄罗斯的冻土下了
信像雪花一样从我手上散落下来，正弯腰擦着花瓶的多利奥小姐惊讶地看着我：“伯爵大人，您怎么了？”
我的脸可能苍白得像个死人，加上止不住的眼泪，一定把这位老妇人吓坏了吧。
１９４５年底，我因为生病的缘故回到了阿曼德庄园。
难得的冬日暖阳和煦地照在我身上，就像从前母亲凝视着我那样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