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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旗袍就像是一种罪证。局里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陈超问道。
“老廖坚持从物证入手。小周的看法我跟你说了没有？他觉得这案子是冲着满族人去的，到现在他还在局里宣传他这没头没脑的理论呢。”
“这说法太扯淡了。我们要抓住那些主要矛盾。比如说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女子身穿名贵旗袍却赤着脚这事儿就说不通。这种情况对于凶手来说可能是他变态杀人仪式的一部分。”
“可是无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矛盾，我都不认为第一位受害者是老廖所说的那种三陪女。”于光明说道。
“老廖觉得红色旗袍和皮肉生意有什么关系吗？”
“按照老廖的理论，也许凶手是因为曾遭身穿旗袍的三陪小姐抛弃，才起了杀人动机。所以凶手才会给每一位受害者都穿上这样的旗袍，以宣泄不满。”
“可这无法解释这些旗袍精细的做工和古老的款式啊，我觉得三陪小姐穿不起这样的旗袍。而且既然凶手费劲巴力地准备那些旗袍，说明他并没把受害者纯粹看做泄愤对象。”
“那队长你对这些旗袍怎么看？”于光明问道。
“这些旗袍也许是某种心理仪式或者性幻想的一部分，对凶手来说可能有着特殊意义。”
“如果他是个疯子，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老廖手里掌握的物证可能会帮到我们。不过既然他是个连环杀手，那我们还是要掌握他的心理档案。”陈超说道。
“我向李书记提起过你翻译了一些心理惊悚小说，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于光明一脸无奈。
“在他心目中连环杀人案只可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陈超笑道。
“我也读了一些侦探小说，不过没有系统研究过这些。我不知道心理学能给破案带来多大帮助。”
“在西方国家，心理分析法是常见的办案手段。有精神问题的人多少都会有些病历什么的。医生们可以给嫌犯作出心理评估。警察也可以接受相关培训。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学过心理学，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才读了几本心理分析的书。至于侦探小说里那些玩意儿你大可不必当真。”
“还是给我讲讲小说里那些心理学应用吧，就像老廖所说的，这样没准儿能缩小调查范围呢！”于光明显得很好奇。
“呃，我想想啊。咱们把这些东西结合红色旗袍案分析一下。”说着，陈超清了清嗓子。
“属下洗耳恭听！”
“你看，第二名受害者的情况就符合侦探小说中的某些描述。像本案中这种针对特定目标的杀手通常都有强迫倾向。他应该有着深刻的意淫情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并非妄想症。他不由自主地要消灭所有他认为低劣和卑微的人，三陪小姐也许就属于他要消灭的人。他这么做也许是想要摧毁色情业，所选择的作案对象也都是脆弱而易受攻击的。要是能抓住凶手，我估计他应该会跟老廖掌握的那些物证相吻合。”
“那就是说，估计老廖已经查出点眉目了。”于光明点了点头说。
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盘点心。陈超点了一份柠檬派，而于光明点的是一份熏肉蒸包。这家店，至少在点心这方面还算是中西合璧。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那些侦探小说里的变态杀手常常都是些阳痿者。他们享受的不是生理上的高潮，而是精神上的。所以法医未必能从受害者身上检出精液痕迹。”陈超说道。
“没错，技术科的同事也排除了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因为受害人体内没有安全套润滑粉的痕迹。所以说，起码到现在为止，凶手符合刚才你所说的特征。两个受害者都被脱过衣服，但并非被赤身抛尸，似乎也没被强奸。很可能就是那样的疯子。”于光明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以前翻译过一本书中说，通常这种人小时候受过性虐待。他们的童年是扭曲的，长大之后也很可能患有阳痿。”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多数案例中，这一类变态杀手都曾经历过某些性虐待，而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可这对咱们破案有什么帮助呢？谁愿意谈及小时候被性虐待的事？承认这种事，比遭受性虐待本身更让人痛苦。人可都是要面子的。”
“是的，人们都忌讳这种事，因为实在太丢脸了。”陈超说道，他不知西方心理学体系中有没有丢脸这个概念，“国外这些年渐渐开始流行讲述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可在中国这还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上海这个地方，很多家庭祖孙三代挤在同一个屋檐下，目睹父母性行为之类的事情也会在孩子们心中留下阴影。又有谁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呢。”
“哎，这让我想起我以前一位邻居的事。那个小伙子结婚之后却不能圆房，因为他家床铺总是吱呀作响。他父母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中间只有一层竹帘隔着，这边任何风吹草动父母那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小伙子小时候就听见过父母亲热时床铺吱吱呀呀摇晃的声音，只是没告诉过别人。不过人家可没变成杀手，这么住了两三年之后，他和妻子有了单独的房间，问题才解决了。”于光明笑道。
“但如果他去看看心理医生的话，可能不用等上两三年呢。”
“呃……起码我认识那家伙啊，所以我对他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有一点了解。咱们对本案凶手可是一无所知啊。”
“但咱们知道他杀人和抛尸时基本遵循同一个模式。只要他不被捉拿归案，就还会继续那么干。”
“那我们怎么利用这一点呢？”于光明问道。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挑选作案对象，那么至少可以假定，他很可能到另一处公共场所再次抛尸，很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所以那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巡逻的时间和地点。”陈超说道。
“可像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在所有嫌疑区域都派上人手啊。”
“我们人手不够，可那些居委会有大把人手啊。不光是那些退休工人，现如今闲人可多了去了。咱们可以采取奖励手段，每人发十五块钱，只需蹲守周四一个晚上。让他们持续巡逻，盘查所有嫌疑车辆，特别是男人开车载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准备在公共场合停车，或者已经停下的那种。”
“嗯，可以这么干。我回去跟老廖商量一下。这老小子可能跟你脾气不对付。不过只要是有道理的建议，他还是能听得进去的。”
“我暂时先不掺和了，”陈超把杯中的咖啡喝光，说道，“我得把论文写完，之前都跟卞教授保证过了。”
十
此刻，于光明正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眼下的局面实在让人摸不着头绪。他自己也承认，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破案的希望。更有甚者，也许接下来这三天就会出现第三名受害者，而他作为警察却无能为力。
从清晨开始，他就被各种调查报告和领导的命令搞得焦头烂额。电话铃如老电影里的葬礼钟声般响个不停。昨夜几乎未眠，一早又因为与北京的法医专家一起召开电话会议而错过了早餐，于光明身上正冒着虚汗。与组里其他干警一样，这个上午他感觉疲惫不堪，只能靠一杯又一杯浓茶勉强支持。
廖国昌看起来很失落，不再提及死者资料和调查车库的事。他提出的调查风月场所的建议也被李书记否决了。在这个城市里，色情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愿意明说而已，更何况还牵涉到如此敏感的连环杀人案。
至于陈超的那番精神分析理论，于光明根本就没在局里提起。在他看来，没有谁会把这当回事的。通常观点认为，心理分析只有在抓获凶手之后才有意义。不过，他还是建议，借助居委会组织的力量加强星期四夜间的治安巡逻。这一次，李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
于光明决定再冲杯茶。正当他往杯子里倒茶叶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你好，我想找一下于光明警官。”电话那头的声音并不熟悉，听起来像是一位中年妇女。
“我就是，您有什么事吗？”
“您好，于警官。我叫雅琴，是田陌的同事。您那天来过我们宾馆吧，我看见你和前台经理谈话了。”
“是的。”于光明答道。
“那个……你们征集田陌死亡线索的悬赏还作数不？”这位叫雅琴的妇女显得有些紧张。
“当然，如果能帮助我们破案，奖励人民币两千元。”
“哦，好。田陌有个男朋友，几个月前认识的。那人每次从美国回来都住我们宾馆，算是个常客了。”
“听起来有点意思，你能说详细点儿吗？”于光明顿时来精神了。
“那人姓翁，看起来并不是那种大款，否则也不会住我们这种店。不过他应该有点钱，至少够他每次都住上几个月的。他有美国绿卡，就凭这点好多上海姑娘都愿意跟他。不过只有田陌和他合得来，有人看见过他俩手挽手一起出去吃饭呢。”
“你亲眼看见过他俩出双入对吗？”
“我倒是没见过，不过有一天下午，天挺晚的了，我瞟见田陌溜进姓翁的房间里。那天下午可不是她值班。”雅琴想了想，补充道，“对于姑娘们来说，这个姓翁的算是个实惠之选了。他比田陌年长十多岁，可他能给她办到美国去呢。”
“你发现过这个翁先生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于光明问道。
“呃，我不确定。他家人都还在上海，可是他却要住在我们店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钱都是哪儿来的。虽然我们宾馆档次不高，可一次住三四个月也不少钱呢！”
“那天我去的时候，你们经理没说起这个姓翁的，也没说起这人和田陌之间的关系。”
“他可能不知道吧，要么就是不想多说。田陌死后，店里生意很受影响，经理可能不想再因为这事儿惹闲话了吧。”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