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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我说，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但其实在去年，这样的情形我已经想象过不下一百次了，“你太厉害了，拖拉王。”我对他说，“步步为营，你就是永远都不肯停手。”
“嗨，听着，哥们儿。”他说，“我真的很佩服你。说真的，对你，我没有任何不满。”他摸了摸自己露在马甲外面的衬衫，“哪怕我赢了竞选，这一点也不会变，你还会继续当你的副检察长。”
我直接告诉他，他说的都是废话。
“你当不了检察长。”我说，“就算你当上了，你也会提拔汤米·莫尔托当副检察长，谁都知道你们俩是一伙的。”莫尔托是尼可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原来在凶杀庭的副手，现在还在我们检察院上班，但已经三天没来办公室了。他没有打电话请假，办公桌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大家都觉得，等到下周卡洛琳的谋杀案消停一点儿之后，尼可大概就会安排一次媒体发布会，宣布莫尔托已经加入了他的竞选阵营。《雷蒙德助手失望至极，转投尼可阵营》，这一消息说不定会登上报纸的头条。尼可在策划这些事上很有一套，也难怪雷蒙德每次听到莫尔托的名字都会大发雷霆。
“莫尔托？”尼可故意反问了一句。他脸上无辜的表情太假了，但我并没有机会回答他。教堂读经台上的牧师让大家赶紧坐好，葬礼马上开始。所以，我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朝尼可·德拉·戈迪亚笑了笑——实际上，我也笑得很假——我笑完，便开始在人潮中往教堂的前排走去，雷蒙德和我作为官方代表，座位都被安排在前面。我一边走，一边和认识的熟人悄悄点个头，打个招呼，心里却一直回想着尼可强烈的自信。那就像是人刚从暴晒的烈日下走出来，皮肤被晒得火辣辣的，摸一下都会觉得疼。当我终于看到摆在教堂前面的棺木时，我突然想，也许尼可真的会赢。我内心深处一个小小的声音说出了这个预感，它就像是在我心底哀鸣的良知一样，告诉了我其实我并不想听到的东西。尼可没资格赢，他不应该赢，他是个灵魂上的侏儒，但也许真有什么东西能把他推向胜利。在这个葬礼上，在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所，我都不能不注意到他强大的活力，不能不去想这种活力将会带他走多远。
按照葬礼的惯例，卡洛琳的棺木旁摆放了两排折叠椅，坐着的大部分人都是社会各界的显要权贵。唯一一个陌生面孔是个十几、二十岁的男孩，他坐在市长旁边，紧挨着棺木。这个男孩满头金发，不过剪得乱七八糟，系着领结，但系得太紧，衬衫的领子都竖了起来。我想，也许是卡洛琳的表弟，说不定是侄子，但绝对是她家里的亲戚。奇怪，卡洛琳的家人，据我所知，都在东部，而她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离开他们了。在这个男孩的旁边还有不少市长的人，人数超过了座位的数量，没有我的位子了。我走到后排，雷蒙德往后靠过来，他显然看到了我和尼克刚才在谈话。
“拖拉王又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就是一堆废话，他已经快没有竞选经费了。”
“谁不是啊？”雷蒙德说。
我又问他关于他和市长的会面，雷蒙德翻了个白眼。
“他想给我一些建议，私底下，就我和他之间，因为他不想表现得有所偏向。他觉得，如果我们能在选举前抓住杀害卡洛琳的凶手，那我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你能相信吗？他脸上还装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我也不好转身就走，他可得意了。”雷蒙德伸出手指着他，“看他站在那儿，还挺伤心的。”
和往常一样，雷蒙德总是没法控制自己对波尔卡罗的情绪。我四周看了看，希望没人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把脸转向坐在市长身边的那个男孩。
“那男孩是谁？”我问。
雷蒙德回答了我，但我觉得我没听懂。我又朝他靠近了一些，他把嘴凑到我耳边。
“她儿子。”他又说了一遍。
我猛地站起来。
“和他爸爸在新泽西州长大的。”雷蒙德说，“然后来这儿上大学，现在还在念书。”
我一下惊呆了。我对雷蒙德嘟囔了两句，朝最后一个座位走去，一路上台阶两旁全是鲜花。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一开始头晕目眩的震惊已经过去了，但当背后的管风琴突然发出沉闷的音乐、牧师开口说话时，我越发震惊，内心也开始翻腾，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真的伤心起来。我有些无法理解，她不可能还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我一直就在猜测，她应该结过婚，但她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还有一个小孩，更不用说这个小孩还生活在这里。我努力抑制着想要离开的冲动，我多么想走出这阴暗的教堂，让外面刺眼的阳光让自己清醒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我迫使自己把注意力放到正在进行的葬礼上。
雷蒙德走到讲坛上，没有人正式介绍他的出场。已经有人在雷蒙德之前做了简短的发言，包括牧师希勒和女律师协会的瑞塔·沃斯——但雷蒙德一上场，空气中立马就多了一份凝重的气氛，这强烈的气氛让我从自己的悲伤情绪中解脱出来。在座的几百号人变得鸦雀无声。雷蒙德·霍根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的缺点，但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是完美的，他是个优秀的演说家。他已经有点秃顶了，还开始发福，但他穿着高档的蓝色西装站在那里，开始叙说自己的悲痛和愤怒时，就像一座指引光明的灯塔。
他在发言里提到了很多关于卡洛琳的有趣小事，他说，他还记得有些冷漠强硬的检察官认为，实习生只不过是社会义工，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聘用卡洛琳。他还说起了卡洛琳的坚强、聪慧，他回忆了她曾经打赢过的案子、她曾经反抗过的法官，还有她曾经勇敢打破的陈规陋习。这些故事从雷蒙德的嘴里说出来时，是那么饱含深情、那么生动有趣，让人回想起卡洛琳的好，回想起她的勇敢。在这样的场合中，雷蒙德总是能把自己的所想所感传达给听众，引起共鸣，在这方面还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但是我，却还没有从之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发现所有的一切，伤心、震惊、雷蒙德的话带给我的刺痛，还有心底深处无法言说的悲哀，都涌上了心头，挑战着我的忍耐极限。我拼命地保持冷静，我开始劝说自己，我不能去参加稍后的下葬仪式，我还有工作要做，办公室里自然会有人参加的。秘书、文员，还有其他女人，她们以前总是对卡洛琳说东道西，现在也都来了，坐在前排哭着，她们会紧紧站在墓地周围，为又一条生命的永远凋落流泪，还是让她们看着卡洛琳被长埋地下吧。
雷蒙德的演讲完了。他的表现堪称完美，很多以为他已经一蹶不振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一表现。当他朝自己的座位走去时，观众席明显出现了一阵骚动。牧师开始介绍葬礼接下来的流程细节，我根本没听，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办公室。我会按照雷蒙德的意思，继续寻找杀害卡洛琳的凶手。我的离开不会有人介意的——最不会介意的，我想，大概就是卡洛琳自己。我已经向她表达了我的敬意，她也许会说，这已经足够了。她知道，我也知道，我已经为她伤心过了。
第二节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奇怪气氛，好像一切都乱套了。大厅里空空荡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唯一两个留守办公室的秘书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忙着接电话。
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金德区检察院也流露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绝大多数的副检察官都是两人共用一间拥挤的办公室。这幢区政府的办公楼修建于1897年，是当时刚刚时兴的工厂高校建筑风格。坚固的红砖外墙，配以古典风格的立柱，让人第一眼看见就知道这是一处公共建筑。办公楼里，房间的门上有横窗，窗户上有窗棂。墙壁被漆成苔藓般的暗绿色，像是医院。最糟糕的是里面的灯光，暗黄阴沉，显得陈旧不堪。这就是我们办公的地点了，两百名职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努力处理着这座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和周边两百万人口的区县中发生的每一桩案件。夏天，这里像热带丛林，又热又潮，陈旧的窗户与电话铃声一起震动。冬天，暖气到处漏水，阳光再灿烂，也有一丝永远挥之不去的阴沉。这就是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司法中心。
在我的办公室里，利普兰泽正在等我，他躲在门后面坐着，像西部片里的反面角色。
“人都死哪儿去了？”他问。
我把外套扔到一张椅子上，说：“有人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无动于衷！对了，你上哪儿去了？所有警龄五年以上的警察可都去了。”
“我从来不参加葬礼。”利普兰泽干巴巴地说。我觉得，一个专门查凶杀案的警察却讨厌葬礼，这其中应该有些深层次的含义，但一时半刻又想不出来，只好把这个念头暂时放下。我工作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隐含深意的征兆，但总又记不起来，它们瞬间来去，只留下一个影子，像飞奔而过的小动物。
我把注意力收回来。我的办公桌上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检察院里负责人事管理的梅可写给我的留言条，另一样就是利普兰泽放在我桌上的信。梅可的留言条很简单：汤米·莫尔托在哪儿？我突然想到，除了我们对莫尔托玩政治阴谋的推测之外，是不是也该派个人去医院和莫尔托家里看看。已经死了一个副检察官了，别再出什么意外才好。利普兰泽给我的信封上贴着警局鉴证科的标签——嫌疑人：未知。被害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被害人还有一个儿子？”我一边找拆信封的裁纸刀，一边问。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说。
“还是个孩子，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他也去参加葬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又说了一遍，他掏出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