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现在很想让我相信，就算没有我自己的证词，我们也能赢，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让我坐上证人席。他很少和我讨论应该如何辩护的问题。梅可和几个法官答应上庭，证明我的人格品行。斯特恩还让我去问问邻居，有没有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证明。显然，他是想证明这个案子还存有疑点。如果最后一切如他所愿，检方无法提供我有罪的充分证据，我会得到无罪释放。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陪审员要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假定无罪的法律原则，同时又要足够强硬，才能将这个原则坚持到底，不能因为被告有点可疑，就判定他有罪。所以，斯特恩告诉我，他觉得年轻一点儿的陪审员比年老的更好。而且，年轻人对案子里所涉及的男女关系可能不会那么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男人到女同事家里并不一定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斯特恩又说，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儿的人对我可能更加熟悉，对我过去的成就、我的地位、我的声望可能会有更多的尊敬和考虑。
不管斯特恩的计划是什么，最终，在挑选陪审员时，可能还是要靠直觉的印象。有一些候选人你一看就觉得有好感，是你可以去打动的那种人。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决定人选了，斯特恩、肯普和我之间还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意见，我们凑在一起小声商量着。斯特恩把巴巴拉也叫来了，她原本坐在法庭最前面的听众席上，现在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说什么。我们商量得热火朝天时，她只是静静站在我身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丝绸套装，戴着一顶与衣服相同颜色的帽子，流露出一种沉静、优雅、悲伤但不过分的气质。总体来说，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她把自己的小角色扮演得很好，昨天晚上，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开始后，斯特恩给巴巴拉解释得很清楚，说他希望她这么穿。在家里，巴巴拉跟我说，她觉得斯特恩很细心，我告诉她，他这样交代，并非出自对她的关心，而是希望所有的陪审员在最开始就能看到，我的妻子还在始终不渝地支持着我，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化社会，仍然还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意见的。
我们作为被告方，可以不给出任何解释就排除十位候选人，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检方则可以排除六位，尼可的计划显然是和我们的完全相反，他要作出的选择更少，这也就意味着他对陪审团最终人选的决定权比较小。总的看来，他似乎是在挑选他的支持者，年纪比较大的、白人、看上去像是教徒的。看到他这样，我们虽然没有事先计划好，但最后也排除掉了所有的意大利裔人，因为尼可就是意大利裔。
最终形成的陪审团人选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年轻人占了多数，很多还是单身。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药店经理；一个当会计的年轻女子，家里的房子还在还贷款；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是工厂流水线上的领班工人；还有一个男子和他差不多大，在本市一家酒店的餐厅当服务员，业余时间捣鼓电脑；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在本地一家保险公司从事审计工作。在这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离过婚的女老师、一个本市轻轨公司的秘书、一个去年刚刚退休的高中音乐男老师、一个汽车修理工、一个汉堡店的经理实习生、一个退休的护理员，还有一个莫顿商场的化妆品推销小姐。九个白人、三个黑人，七个女人、五个男人。拉伦还选出了四个后备陪审员，他们会旁听全部的庭审过程，但没有发言决定权，除非是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中有人生了病或是其他原因退出，他们再补上。
陪审团选好以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已经作好了所有开庭的准备。
两点差十分，我们再次来到法庭，准备开庭陈述。现在的气氛和昨天早上的气氛一样，冗长无聊的陪审员挑选已经结束，空气中再次涌动着一种血腥味的紧张。这种兴奋的氛围中，我却感觉像有一种痛苦的毒液渗进了我的骨骼。肯普把我叫到法庭外面的走廊，结果外面还有一大群没有找到座位的观众，我们只好又走了一段，才摆脱他们。在法庭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偷听到。虽然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会把偷听到的东西报道出来，但说不定就有谁会去跟检方告密。
“我想跟你说点事。”肯普告诉我。他头上的小卷发好像是剪短了一点儿，穿着一件蓝色细条纹的休闲西装，他很帅，完全可以去好莱坞当明星，而不是在这里搞法律。我听别人说，他以前在乐队里弹吉他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即便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但是，他却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分析案件、起草文稿，和斯特恩还有我经常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
“我很喜欢你。”肯普说。
“我也喜欢你。”我回答。
“我真心希望你能赢这场官司！我之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客户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觉得，你一定能赢。”
他工作也就一两年，接手的客户并不会很多，所以，他的预测并不见得准确，但他的真诚让我很感动。我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说谢谢他。当然，他并没有对我说，他相信我是无罪的。他很清楚一点，所有的证据都对我不利。如果你在他睡觉的时候，半夜把他摇醒，问他到底觉得我有没有罪，他大概会说他也不知道。
斯特恩也来了。他看上去信心满满，由于兴奋，他显得那么干劲十足。他的衬衫雪白，一丝褶皱都没有，显得很圣洁。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轰动的一桩案子，而他马上就要进行开庭陈述了。突然，我很嫉妒他。这几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作为一名律师，打这样的一场官司将会多么有意义。我之前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下，我却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大概还是多年的职业习惯吧。我和雷蒙德曾经处理过的“暗夜圣徒”的案子，也是大案子，二十三个被告，关注度远远不及我现在的这个案子，但还是让我整整七周都像是被充了电，连睡梦中都有一种止不住的兴奋。就像是骑摩托车飙车或爬山，是一种超越巅峰的刺激感。现在，我突然觉得有点悲伤，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怎么了？”斯特恩问我。
“我跟他说，我觉得他会赢。”肯普说。
斯特恩说了几句西班牙语，他的眉毛挑得高高的。
“以后绝对不要再这么说了。”他说，“再也不要。”然后，他抓住我的手，用极其深沉的眼神看着我，“拉斯迪，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我知道。”我说。
我们回到法庭，巴巴拉在午餐休息的间隙，已经去了一趟学校，然后又回来了，她从人堆里挤出来，给我一个拥抱。其实只能算是半个，她用一只手紧紧抱住我的腰，吻了吻我的脸颊，又用手把吻过以后的口红印擦掉，然后，她说起了奈特。
“他想让你知道，他很爱你。”她说，“我也很爱你。”她用调皮的口吻说着这句话，听上去反而让我觉得无所适从。我知道她是好意，她已经竭尽全力了。她在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作出了最好的表现。
陪审员从法官室后面的休息厅里走出来，在那间房子里，他们将最终决定我的命运。那个离过婚的女老师在陪审席坐下来的时候，还朝我微微笑了一下。
拉伦法官开始解释开庭陈述的作用，“它是对即将呈堂的证据的一种预告。它不是辩论。”他说，“律师们不能就证据进行推论。他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们即将呈堂的证据是什么。”毫无疑问，拉伦说这番话是为了警告尼可。在一个只有间接证据的案子中，检方需要在一开始就让陪审团了解，他们所掌握的各种证据是如何相互印证的。但尼可现在必须小心，无论他自己对拉伦的态度是怎样，陪审团显然已经很喜欢这位法官了，他的个人魅力就像飘在空气中的花香。如果被他当众训斥，尼可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拉伦说：“拖拉王先生。”尼可站了起来。他穿戴整齐、站得笔直，满怀期待，他显然很享受自己目前检察长的崇高身份。
“庭上，请允许我……”他开口了，这是常规的开场白。
从一开始，他的表现就极差。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准备这个案子的时间那么短，他又要负责管理整个检察院的杂事，这些显然影响了他准备。他之前应该从来没有练习过这段开庭陈述，有一些话还是临场发挥，大概是为了应对拉伦刚才的警告。而且，他还一直带着一副疲惫、紧张的表情，他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他站在原地，显得犹犹豫豫。
虽然，尼可的准备并不充分，但他说的很多话还是让我如坐针毡。他今天表现得可能没有以往镇定自若，但仍字字见血，抓住了要害。他所列出的证物，还有我对雷蒙德和利普兰泽曾经说过的话，都是很有力的证据，也是我一直担心的。然而，另一方面，他还是遗漏了一些重点。有些事情是应该由他向陪审团说明的，他却一掠而过。一个聪明的检察官应该一开始就提到被告可能列出的证据，并亲自向陪审团说明，无论被告的反驳如何激烈，他们的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尼可却没有说明这一点，他也没有详细说清我的背景——他没有说我当时是检察院的二把手，在我和卡洛琳的关系问题上，他又忘记提温德尔的案子了。等轮到斯特恩发言的时候，他会把尼可的这些疏忽都说成是他故意隐瞒。
至于我和卡洛琳的关系，我们已经预料到了尼可会说什么，只有一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尼可犯下了一个比我和斯特恩原本认为的还要严重的错误，他不仅没有我和卡洛琳之间关系的任何证据，还错误地推断着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的证据。”他对陪审团说，“会显示，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