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由于当时全国的基建规模过大，材料供应紧张。西津水库所需的钢材、水泥，只能解决很少的一部分。在缺乏材料影响工程进度的为难之时，周恩来亲自批示解决西津水库的材料问题。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迫使当时的基本建设规模不得不进行调整。西津水库也被列入准备下马的项目。１９６１年，周恩来在水电部和广西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求续建西津水库的联合报告上，签了“同意”二字，使西津水库第一台发电机组在１９６４年建成发电，为西津电灌区（灌溉总面积２００多万亩）的建设准备了条件，为广西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北江支流的南水水电站，虽只是一座装机７．５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但设计方案和施工办法特殊。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４日下午，周恩来召集李葆华等开会，专门讨论和研究了南水水电站的建设问题。
由东江引水到深圳解决香港供水困难的石马河供水工程，周恩来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关怀。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８日下午，周恩来在广州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关于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参加人员有中南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副省长曾生、广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戴机等。
石马河供水工程，取水于东莞县境内的桥头，通过拦河筑坝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机站，逐步提升水位，改东江支流石马河由北向南倒流，使沿程水位逐级提升后流入深圳水库。深圳水库由此获得充足和可靠水源，最后通过坝下多条输水管道供水给香港地区。
周恩来听完汇报，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他指出，向香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不要连在一起。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进来谈。他赞成石马河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供水工程由港英当局举办还是由我们国家举办？对此，周恩来说：“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项目，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他还就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费用的落实作了安排，“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周恩来认为工程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
在周恩来支持下，在广东省委和省政府负责下，广东省水利部门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完成了石马河供水工程的设计。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０日，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１９６５年春胜利竣工。该工程自１９６５年投入运行后，年年都按照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对深圳和工程沿线的城市用水、农业灌溉所发挥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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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与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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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受季风影响，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底，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曾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打开通开河、白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的南水北调方案。
周恩来具体过问南水北调工程。他十分重视把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周恩来在北戴河长江会议上指出：“江水北调有四条引水线路，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设想，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中旬，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引汉济黄郑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线进行查勘。确定引水枢纽选在陈岗，经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库经调节后沿线经鲁山、宝丰、郏县、禹县、新郑、郑州，在桃花峪或岗李入黄。不久，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查勘了郑州至北京段引水线路。
１９５９年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南水北调问题的会议，讨论了好几天，充分听取到会者的意见。水电部有个叫萧秉钧的工作人员有一套南水北调的方案，他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跑了去。警卫人员不让他进会议室，他就写了一张条子送到周恩来那里。尽管多数人认为萧秉钧的方案离现实太远，并称之为“萧方案”，但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意见，当即请萧秉钧进去讲了一个多小时。
我国在５０年代与６０年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面实施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５０年代与６０年代，水利工作者为南水北调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与有关线路的查勘工作，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全面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治水必须治山，森林植被的破坏是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根源。周恩来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江河治理长期性、根本性的工作之一。他说，在水利工作方面，除一般水利工程外，还需要注意到植林，我们的祖先把许多山上的树木砍伐过多，以致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周恩来多次主持政务或国务会议研究水土保持工作。为解决地广人稀地区的水土保持问题，他还亲自批准有关省配备安２型飞机，用以飞播造林、种草。黄河流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周恩来特别重视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黄土高原在四千年前是林茂草丰之地。湟水、清水河、陕北皇甫川等地，在宋末还有原始森林。由于代代砍多于造，这块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森林被破坏了，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恶化了生态环境。怎样改造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患，变西北为江南？这是挂在周恩来心上并竭尽全力为之解决的一大问题。１９５８年４月，三门峡现场会上，周恩来说，黄河流域与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处于大抵相同的纬度；历史上汉唐长安柳暗花明，有许多像江南样子。不管是从同一纬度的西方国家看，还是从我们历史上看，黄河流域都是可以改变面貌的。周恩来认为治理黄河、改变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面貌，“中心基础就是水土保持”。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０日在北戴河，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３日在三门峡，周恩来又一再强调根治黄河要做好水土保持工作。１９６６年２月，他提出：“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林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４７页。
周恩来较早指出了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并提出了重视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１９６０年５月，他视察贵州，对当地树木砍伐得多了一点深表不安，主张通过蓄水、造林，改变气候，减少旱象。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他说，长江上游地区由于开垦荒地多，砍伐的森林也多，因此泥沙更易流失。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他指示江西省负责人刘俊秀，解决兴国的淤沙，根本的办法是“严禁上游的森林滥砍乱伐，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固住泥沙不下流”。“江西山区多，我们不能光采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参见《怀念周恩来》第６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周恩来视察大庆、大寨、延边、西双版纳和海南，每到一处都反复嘱咐：一定要植树绿化，保护森林，保护植被，搞好水土保持，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说：“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３０页。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要求科学家所做的，也正是他自己所努力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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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云升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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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中央专委批准首次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实施，并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全体参试人员努力奋斗，按时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了张爱萍、刘西尧关于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安排的汇报，对选择爆炸试验的时机进行了慎重研究。当时有迹象表明，有个超级大国企图阻止中国掌握原子弹，有破坏中国核设施的动向。为此，中央专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二十四日为好。因如决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十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有方针上的决定。”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面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对正式试验的方案。毛泽东听后，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并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刘、周果断决定按早试的方案进行。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传达了他与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