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当即按周总理的指示写了封短信给杨振宁。杨振宁接到这封信时正坐在上海市革委会举办的欢迎宴会的主宾席上。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这位世界超一流的物理学家最清楚，中国在当时的国内外条件下，取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真是太难了。他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元勋邓稼先感到骄傲而流泪！他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感到自豪而流泪！
邓稼先想到了最后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的情景。周总理穿着一条松紧带的睡裤，好像不能系裤带，脸色也不好。邓稼先心里非常难过，他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邓稼先最清楚，周总理作为中央专委的负责人，给我国的核事业注入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使得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那一天，王淦昌——这位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同往常一样很早起床，锻炼身体。然后，他伏在案头给研究所的一位同志写信。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哀乐。他放下钢笔，再也举不起手来这时有一位同志走进来，看到王淦昌跌坐在沙发上，喃喃地说：“总理去世了，怎么办？怎么办？”“那天总理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当时只回答了两个，还有一个本想以后再告诉他，可是，他却去世了，怎么办？”邵一海：《在核科学技术高地上——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核科学家的足迹》第11页。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版。
那一天，姜圣阶听到周总理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他沉默了很久很久。姜圣阶最难忘的是1969年7月，林彪以战备为借口，不顾强烈放射性的危害和中断生产的严重后果，擅自决定搬迁酒泉、包头的核燃料工厂。在一次会议上，姜圣阶不怕泰山压顶，用充分的事实和准确的科学论据，代表相当一部分人阐述了不能搬迁的理由。而林彪党羽竟恼羞成怒，蛮横地说：“就是用炸药炸，也得搬！”危难关头，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支持了姜圣阶等科学家的意见，作出了这两个工厂不能搬，核燃料要继续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的决定，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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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淌泪，心中滴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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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钱学森心绪不宁，无法做别的事，周总理的形象一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是周总理通过外交努力，使钱学森这位被美国人看成“抵得上五个师”的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夙愿。
是周总理启发钱学森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了组织发展航空、导弹研究机构的初步设想。
是周总理任命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后来为打破同苏联谈判的障碍，周总理又提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文革”期间，是周总理对钱学森进行了特殊的保护。1969年8月9日下午1时至4时45分，周总理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七机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周总理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军管会保证了钱学森和其他专家的安全。那时，杨国宇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杨国宇把名单呈报上去，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没想到周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这种做法。周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杨国宇：《为了东方“巨龙”早日腾空》，《瞭望》1983年第4期。
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主攻“两弹一星”难关险阻的科学家，人人都有一部与周总理在一起的动人而难忘的故事。他们对周总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难以尽述。他们所以千百次地从心里呼喊：“周总理”，不仅仅因为周总理珍爱科学家超过珍爱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总理呕心沥血致力于“两弹一星”的事业，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实现国家的富强产生着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聂荣臻说：“事实证明，通过攻关，不但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而且通过‘两弹’过关，也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聂荣臻回忆录》（下），第822页。钱学森说：如果“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2页。〖〗〖〗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振兴科技的探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代中国累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宰割，除了社会制度腐败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技术落后，器不如人、技不如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路提供了政治保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怎样摆脱落后和贫困，怎样实现国家富强？这是周恩来担任总理、管理国家、主持政务经常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周恩来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国家富强最关键、最根本的途径。
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就不能提高各个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不能增强我们全民族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周恩来的结论是：“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 181页。
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由实现国家工业化转变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之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他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振兴科技的探索
既然科学技术是关系到国家富强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那么怎样振兴科技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科技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对在中国的国情下怎样振兴科技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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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规划、确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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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名言：“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周恩来既是一位实干家，也是一位战略家。他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并阐明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且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也高度重视制定规划，确立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
1956年1月，周恩来指出我国科技界存在着的问题之一是：“直到最近以前，我们对于提高我国科学和技术水平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全面规划；甚至现有的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6页。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苏联。”这种办法是要不得的，只能妨害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种办法是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有计划的发展。这种办法“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同上书，第182—183页。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他提出制定这个远景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页。半个月后，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再次阐述以上看法。1956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对制定规划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规划的汇报并及时作出指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