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进行了调整和扩大。中央专委是有高度权威的行政权力机构，它通过宏观调控，合理地分配国家资源，有效地组织全国的力量，确保了“两弹一星”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如果没有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集中使用力量，中国的“两弹一星”就不可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
*把农业摆在第一位
农业是基础，这是周恩来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思想。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等不同历史时期，周恩来不仅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经济思想，而且善于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条件，不断深化和拓宽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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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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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没有结束战争的形势下，周恩来提出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口号。同时，他又明确指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1页。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反复指出，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是对恢复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要想恢复生产就必须依靠农村生产，它是可靠的基础。他说：“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 5页。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周恩来的基本思路是：以抓生产作为全国的基本任务；以恢复生产作为抓生产的重心，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生产；以农业恢复作为恢复生产乃至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
周恩来是根据以上思路指导经济恢复工作的。无论是恢复工业、巩固财政、搞活流通、发展外贸，他都强调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作用。第一，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的基础。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分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③同上书，第8—10页。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当时周恩来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二，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其三，如果没有农业提供粮食，工业人口和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③其四，发展重工业也要依靠农业来积累资金。
第二，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巩固国家财政的基础。经济恢复时期，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1949年12月，周恩来说：“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页。1950年4月，他又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比重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仅占百分之十左右，在国家税收中农业税也占一半以上，这些在量上是很大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0—161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周恩来把土地改革、兴修水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当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第三，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搞活流通的基础。1951年3月9日，政务院第75次政务会议，讨论中国人民银行1950年工作简要总结与1951年工作计划及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1950年工作报告与1951年方针任务时，周恩来说，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就要求出售农产品和换回工业品。这种物中易其流的任务就落在金融贸易方面来。贸易部门不仅要收购农产品及其副产品，还要以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帮助工业生产，以适应农民的需要。城乡交流起来后，呆货即少了，城乡皆动起来。1952年10月25日，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购买力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增产后，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工业原料、土产、畜产等，不仅可以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刺激市场的活跃。”同上书，第237页。
第四，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发展中外经济交流的基础。1949年12月，周恩来说：“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页。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阐述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指出：“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同上书，第87—88页。
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深刻性。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有恢复与发展农业，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条件进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才能站立得住。“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揭示了“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的最深层的关系。第二，全面性。周恩来不仅分析了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的几个主要方面，而且分析了恢复与发展农业对巩固财政、搞活流通、发展外贸的基础作用。特别是对后三者的基础作用的认识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堪称创见。第三，辩证性。他坚持辩证地看待农业的基础作用：既重视农业是工业的基础，也重视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既重视农业是财政的基础，也强调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既指出恢复与发展农业是搞活流通、发展中外经济交流的基础，又指出了搞活流通、发展外贸对农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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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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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的思想指导下，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恢复的目标。1952年，我国农业恢复到战前农业的最高水平，粮食超过了战前最高年产量的2800亿斤，达到3278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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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工业，国民经济的一车两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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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很容易出现对农业的轻视。为此，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指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他说，我们的交通运输业不发达，轻工业不足，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农业不足的国家。我国人口之多是世界第一。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首先需要的就是粮食。我们还要争取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机器。中国拿什么东西向兄弟国家甚至向资本主义国家换回机器呢？主要是农产品。在出口的六种东西中，就有五种是农产品（粮食、油籽、牲畜、土产、经济作物）。粮食的生产跟不上需要的增长，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要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发展农业。他要求地方党委，特别是省以下的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放在农业方面。一年后，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供给的。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7页。为此，他主张国家要用很大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水利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农业发展。
周恩来以上论述，从发展农业对发展工业、发展市场、发展对外贸易、保证全国人口的粮食等作用出发，分析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这同他在经济恢复时期提出的“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那时他是立足于经济恢复来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这里他是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来强调农业的制约作用。这里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强调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