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要求“各级计划机关，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和市场方面来”。同上书，第385页。“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以利于发展城乡交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1页。不仅工业要支援农业，而且交通运输、财政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都要支援农业。同年12月24日，周恩来分析前几年（“大跃进”期间）的错误之一是对把一切工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要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个方向问题没有弄得很透。今后应该引以为戒，具体地、切实地把各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支援农业能够有效、持续和不断发展。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
周恩来以上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他自己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时期中的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不仅对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后来探索如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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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粮食吃，还能闹什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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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动乱的艰难岁月中，周恩来为保持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为保证全国人民能够有饭吃，夙兴夜寐，竭尽全力，忘我工作。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我们的周总理》第43页。这段语重心长的话道出了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忧虑，同时也表达了以下思想：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经济最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经济工作的各个环节中生产是关键；在各项生产活动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的是农业。
1966年上半年，在“文革”动乱到来之前，周恩来正在集中精力抓北方抗旱防涝工作。1月下旬至2月初，他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区抗旱会议，并于2月1日下午作了总结发言。2月下旬至3月初，他四次批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抗旱防涝，抗灾保畜，争取丰收，为改变我国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而斗争的决定》。3月2日至7日，他连续几天听取北方八省市区抗旱情况汇报。在成立北方农业小组时，他担任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组组长。3月8日、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地震，他于3月9日、4月1日两次深入灾区部署救灾与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4月2日至5日，他跑了魏县、大名、临漳、磁县、成安五个县的许多社队了解、研究与安排抗旱打井工作。6月上旬，他再一次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区抗旱会议。当时，他对农业这个基础的重视及其为之操劳、奔波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1966年下半年，“文革”动乱开始后，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人民要吃饭，农业生产绝对不能停止。由他主持讨论修改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夺权”妖风之后，全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为尽量减轻因“夺权”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周恩来于3月14日提出“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08页。1968年以后，周恩来还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粮棉生产等工作，亲自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
“文革”期间，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同前17年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有着一贯性，同时也有着“文革”条件下独具的特点。
“文革”同“大跃进”在指导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文革”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则往往是相悖逆的。周恩来不可能脱离“文革”的氛围，对“大跃进”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如经济计划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等，他总是强调要吸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对经济调整时期明确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原则，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强调要在经济工作中贯彻实行。1968年5月27日，周恩来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时说，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着手，再发展重工业。1969年3月24日，他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指出，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就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人不能不吃粮，工业要支援农业。
“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1973年，周恩来不再是复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明确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原则，而是对“文革”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析，对国情进行分析，进一步加深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1973年3月26日，周恩来指出，发展经济首先还是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其次是轻工业，再其次是重工业，就是农轻重的次序。因为人首先是要吃东西、穿衣服。如果粮食国内不能自给，有求于人，那是很费事的。我国有8亿人口，进口粮食不仅要付现款，而且光运输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农业搞好，靠什么人都是靠不住的，谁也没办法来帮助我们。1973年5月29日，周恩来要求驻外大使回国后到农村去蹲蹲，好好研究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这是基本的东西。他说，中国的农业是一门大学问，要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现在所以能够经过“文化大革命”两次路线斗争，反复不大，经济上能够稳定，就因为是执行毛主席的农业政策，农村还是基本稳住的。这段分析虽然不可能脱离“文革”的氛围，但瑕不掩瑜，它集中表达了农业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的思想。
十年“文革”，如果不是农村还是基本稳定的，如果不是农业基础还能维持全国人民有饭吃，那么全国的局面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党和国家也就不可能通过自身调节去渡过危机、迎来新的局面。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累死了。然而，农业是基础，中国的农业是一门大学问，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是基本课题，这警世之句却时刻警醒着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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