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孩子和一只狗融为一体，同时在你面前活动，本应该带着项链的脖子却系着铁链，眼窝深陷，他的目光已经由惊恐变成了呆滞，他不说话，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样跪着乞讨；当这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材、满身尘土、衣服破烂、蓬头垢发的孩子，就这样猝不及防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即使是在阳光之下，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根据公安部报告，2004年，共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这仅仅是破案的数据，是冰山的一角，在海水之下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
我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侦一号大案主犯白宝山因为盗窃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马清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马清秀涉案金额达93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5年）。
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现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倾斜了呢？
天平的两端，有时是否过轻有时是否过重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鞋子。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第二十九章 乞丐
那个人贩子，那个新疆女人就是阿衣古丽。
库尔班锒铛入狱之后，阿衣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尔班，但是又打消了这种冒险，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的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
当时，阿衣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的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的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广州的一个维族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大概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的有人加入到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新疆老汉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阿衣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阿衣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四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阿衣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广州市天河区棠下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阿衣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阿衣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的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阿衣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
阿帕尔说，“丧天良的事，不能干。”
阿衣古丽说，“你心眼不坏。”
阿帕尔说，“除非你贱卖。”
阿衣古丽说，“你说个价。”
阿帕尔说，“4000，看在老乡的面子上。”
阿衣古丽说，“成交，给钱。”
阿帕尔说，“给啥钱啊，咱俩扯平，你把巴郎领走，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讨饭，嫌丢人，还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饿了就回来吃饭，你还是领走吧。”
阿衣古丽骂道，“阿囊死给（脏话），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
当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爷爷，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以后我就是你爷爷。”
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问道，“这是谁？”
阿帕尔说，“买的，明天就带他上街。”
巴郎说，“那我先给他化化妆。”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烟灰倒在小男孩头上，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
“这样才象个小叫花子，不许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胁着。
小男孩惊恐的向后退。
“你叫什么？”巴郎用小刀捅了桶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吓的几乎要哭出来，却又不敢。
“旺旺。”巴郎重复着这个名字，哈哈笑起来，“你是一只小狗，以后我就喊你小狗。”
“小狗，你从哪来？”
“小男孩摇了摇头。”
巴郎拍拍额头，换了一种提问的方法，“你家在哪？”
小男孩想了想，“武汉青年路光华小区四号楼。”他说的很熟练，看来平时妈妈没少教他。
阿帕尔纠正道，“你家在新疆，喀什巴楚县，再敢说武汉——”
老乞丐举起拐棍做个要打的姿势，“就抽的你乱蹦乱跳。”
“你妈不要你了。”巴郎说。
小男孩用手背揉着眼睛，呜呜的哭起来。
“那又有什么。”巴郎耸耸肩膀说，“我阿达进了号子，阿妈把我卖了三次，三次。”他向旺旺伸出三根手指，然后他把一个羊蹄塞到旺旺手里。
“啃。”巴郎命令道。
每天，阿帕尔都带着旺旺上街乞讨，旺旺已经彻底的沦为一个脏兮兮的小乞丐，阿帕尔还用白胶、红墨水、棉棒在旺旺腿上制作了几个伤口，这些假的烂疮做的非常逼真，如果放上蛆，抹上一点臭腐乳吸引苍蝇，对乞讨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经常哭，旺旺的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最初跪在街头，神色仓皇，对每个人都有着无法克制的恐惧，然后这个四岁的小孩习惯了，麻木了。巴郎有时也跟着阿帕尔乞讨，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街上四处游逛。孩子是很容易混熟的，正如两颗星星的光芒是一样的。巴郎有时欺负旺旺，有时亲切的称呼他“小狗弟弟”。
有一天，淅沥沥的下起小雨，这样的天气没法出去讨钱，阿帕尔就躺在床上睡觉，老年人总是睡的很沉，旺旺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卡片，两块磁铁，几个掉了骨碌的小车，他拿出一个很漂亮的塑料小人，对巴郎说，“给你。”
“垃圾箱里拣的。”巴郎不屑一顾。（文*人－书－屋－Ｗ－Ｒ－Ｓ－Ｈ－Ｕ）
“给你玩。”
“这有什么好玩的，”巴郎说，“有很多好玩的事，你不知道，我带你去冰窑，天热，那里也有冰，再去游泳馆，我们可以溜进去，从台子上跳到水里，我带你去三元里，看那个骨头女人，她还没死，还要去火车站看人打架。”
“我想妈妈了。”旺旺说，他抬起一双大眼睛，忍着满眶的眼泪，他并没有哭出声音，只是任由泪水涌出来，唉，这个小小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坚强和忍耐。
巴郎说，“哦。”
过了一会，巴郎打个响指，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这还不简单吗，我带你回家。”
两个孩子手拉手走在雨中，雨把他们的头发淋湿，他们不说话，就那样一直走，一直走，走出那个藏污纳垢的城中村，走过那些破败的堆满垃圾的小巷，走到大街上。旺旺紧紧抓着巴郎的手，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四岁的孩子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在他长大以后，能否记起是谁带他走出这场恶梦，能否记得此刻他紧紧抓着的这支手？在一个菜市场附近，巴郎从身上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他对卖羊肉夹饼的摊主说，“来两个夹饼，我要请客。”他对旺旺说，“吃吧，塞到肚子里。”吃完之后，他们继续向前走，巴郎把旺旺领到天河区棠下街派出所的门口，巴郎问旺旺，“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吧。”旺旺点点头。巴郎说，“进去吧，让条子帮你擦屁股，他们会送你回家的。”
巴郎推了他一下，说，“去吧，小狗弟弟。”
说完，巴郎就迅速的跑开了，他藏在街角，偷偷的看到旺旺站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一个女民警走出来，蹲下身询问着什么，然后拉着旺旺的小手走进了派出所。
巴郎放心的离开了，他用口哨吹着一首新疆维族歌曲，那是木卡姆里“潘吉尕木”里很出名的唱段：“你有了花苑要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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