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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旺旺，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鸡肉肥嫩酥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汽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涌涌，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的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问讯，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象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捅鸡血，慢慢的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的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象以前那样坦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十一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年轻人慢慢的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另一碗置于盘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点诧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将四个茶碗横放在于壶的左边，第三杯倒满水，端起来，递向大怪，端的姿势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一饮而尽。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现代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黑帮手势改编的。例如垂下手来，手掌置于腰间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开成抓状，这代表“狗”。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个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应允了其请求。
第三十六章 广州车站
一片树叶藏在哪里最不容易被发现？
一堆树叶里！
一个坏人藏在哪里最不容易被发现？
广州火车站！
中国下三烂的高手几乎都聚齐在这里，用武侠小说中的恶人谷来形容广州火车站一点都不为过，这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盗窃、抢劫、诈骗、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野鸡车……二十二年来，每天都在这里发生多少犯罪案件？
治安恶化的那几年，因为受害者太多了，每天在派出所报警的人都要排队，甚至有受害者在排队等候报警时竟又再次遭偷窃或抢劫。
一个公交车司机说，因财物被偷抢诈骗的身无分文而请求免费乘车的旅客，平均每天有100多人。路过广州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大家都不愿意坐在靠窗的位置，给老人让座老人不敢坐，问路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
湖南岳阳火车站门前的治安岗亭，有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广州火车站广场有个牌子，最初，上面写的是“有困难，找民警。”几年后换成了“请不要在此大小便。”又过了几年，在各种办理假证件，招聘公关小姐的信息中，可以辨认出一行黄色的字：“坚决打击两抢一盗”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广州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广州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东北帮”和“湖南帮”悄然崛起，“潮汕帮”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
在90年上半年，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广州人也开始雇佣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广州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文）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人）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书）员滞留在广州（屋）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竿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的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广州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县一个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广州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到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广州当地烂仔，结伙在广州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