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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在北京设有联络站，而将联络处副主任的头衔送给某人物的妻子。这是个闲职，发工资总比直接送钱要冠冕堂皇，而且就当事人来说，有个工作岗位，拿起钱来也心安理得。不过商人的投资总是讲究回报的，赖昌星的投资取得的总是高效回报。“一群申张正义的人”的举报信到了北京，赖除了从厦门的渠道掌握事态发展的信息外，也启用了北京的信息网络。所以举报信在北京的走向、引起的反应，赖均一清二楚。
一九九九，中央有关领导在中纪委和海关总署的上报材料上批示，下令严查远华走私案。赖昌星居然比专案组负责人早六天知晓批示的内容，他的对应之策便是采取了“走人”（走私骨干外出避风）和再次扫荡式的销毁走私证据的措施，对留下的走私活动参与者还逐个做好安排。
后来中央专案组在侦办远华走私腐败大案中，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赖昌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反侦查措施。其中，“走人”一着棋，几乎可以把查处活动“将死”。一九九九年夏季，一大批走私骨干分子逃亡境外，达七十余人，后虽通过国际刑警配合，抓捕不少案犯归国，并使用政策措施，迫使部分案犯主动归案。可像赖昌星、曾明育、侯小虎、王泰成一类策划、操作走私以及直接行贿者，依旧隐匿踪迹，或浪迹天涯，给专案的查处造成巨大困难。
赖昌星远交近攻，上下织网，他的关系网不但网罗了厦门党政军各界要员，而且还囊括了福建省乃至北京方面的某些权威人士。他渗透权力高层的方法很多，可谓别出心裁。一是邀请高官到厦门视察，不失时机地与高层领导合影留念，并将这些照片放大，悬挂于办公室醒目处，以抬高自己身价所谓拉大旗做虎皮。
二是收买高层领导人的秘书和司机。一九九九年五月，赖昌星给某高层领导的秘书一包几十万元钱的物品，该秘书开车去一个朋友家，把包放在车上，被小偷敲破车窗玻璃偷走。赖听说此事后，哈哈大笑：“该那小偷发财。”他劝慰那秘书：“我下次再送你一包不就得了。”
三是将高层人物的亲友及子女安置到他的企业里就业，给予优厚待遇。
四是通过看似正当的商业交易渠道，和与高层人物有血缘关系或特殊关系的商界“精英”做生意，巨额让利。
五是利用具有远华特色的常规武器，极大地满足各类人的，进行物质与感情的双重投资。
赖昌星热衷于“形象工程”，九七年九月八日，八十八层的远华大厦举行奠基典礼，他邀请北京一家名声挺响的歌舞团前来助兴，许多著名歌星、舞星荟萃，演出“阵容”庞大。歌舞团在厦门人民大会堂连续汇演三天，还临时自编自演节目，为远华唱尽赞歌，为出巨资邀他们过来的赖老板歌功颂德。有位豪情万丈的著名女歌唱家，至今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查远华公司，她在北京几次为赖摇旗呐喊：“赖老板，多好的一个人哪，为什么要查他呢？”据说这位歌唱家与赖只数夜欢娱，赖竟给她一千多万元的“感情费”。
来而不往非礼也。评点二十四史影印本一共印了九百九十九套，每套一百六十七本。据说总书记访美期间送了一套给他的老师以后，这套书价值上涨到六万元以上。而能得到这一套书的决非凡人。赖昌星在北京竟然得到某人物馈赠的这一套影印本。此书于赖何用？赖的文化底蕴也消受不了这套书的文化营养。因此赖昌星又慷慨转赠给了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接培勇接受庭审时，这套书又成了他接受赖昌星贿赂的铁证。
所谓“借钱”给官员，赖昌星当然不足挂齿。最有价值的当是权力利用的回报。于赖昌星称作回报的东西，在回报人那里应正名为“出售权力”。就这一点来审视远华的作为，怕是有了点青红帮的味道了。
有些互联网上信息乱传，国外一些通讯社也惟恐中国不乱。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专案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中国政府不敢触及高层人物，查处远华案将会草草收兵；不可能将赖昌星引渡回国；赖昌星一旦回来，可能要引爆中央大员云云。
这些话不能不说确实敏感。但试想，赖昌星不到案又怎能弄清真实内幕？很多微妙关系如何破译？法制社会讲究证据，人证、物证，要铁证如山。而仅凭一些现象就能够作为证据查处某些高官？有些难解的谜团在时间的延续中才能彻底解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高层对重大腐败案件绝不姑息，总书记已将反腐败的成败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认识。等中央领导多次听取远华专案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哪怕走私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尽全力抓捕归案；一查到底，决不手软。该重判的重判，必须用重典的就用重典，坚决严惩不贷。公安部就有一个负责远华走私案海外逃犯抓捕组。
在厦门，检举赖昌星走私，谁人受理？九八年八月中旬，也是“一群申张正义的人”，将举报材料寄给了厦门原海关关长杨前线。举报信很快被交到了赖昌星手中。那是九八年打私工作会议以后，赖昌星迫于反走私高压打击态势，见了举报信言之确凿，遂采取第一次大规模的毁证行动。
九九年初夏，赖昌星从北京的信息网络很快得知中央要组织打私专案组入驻厦门后，他扬言：中央来人办案也需要当地配合，没什么了不起的，来一批我搞定他一批。谁不贪财恋色，我就不信中央专案组的人是金刚不坏之身！
赖昌星已是沙场老将，他的走私活动也曾遇到过不少风浪，但依靠那张钱铸的网，却总是逢凶化吉。所以，面对中央专案组的到来，他不但从北京、沈阳聘请法律顾问、律师为他和专案组较量提供法律“援助”，通过北京某些已为他所用的记者、主持人写信申诉远华被诬陷、诬告的“冤情”，动用各种力量与专案组对抗，甚至放出风声，要把中央专案组的主要头头“灭掉”。
只是，后来当福建省原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赖昌星的“哥儿们”，冒着断送政治前途的风险把中央专案组要动用国家机器抓捕他的绝密情报通报于他时，赖昌星才清醒。凭他的势力要与国家机器所代表的正义力量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只好仓惶出逃。
赖昌星想与中央专案组对抗，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不是的。他有恃无恐，他自信在他盘踞的厦门岛上，那张网的力量定会罩住一切，先看市委、市府。现已被“双规”或被采取法律措施的就有两个副书记刘丰和张宗绪，三个副市长赵克明、蓝甫、苏水利。五人组合俨然一套领导班子了，赖昌星还怕什么？
省公安厅有庄如顺，还有厦门市里公安、检察系统的兄弟相助。杨前线的某亲戚犯事，还是他赖昌星出面摆平的。
省里某副省长也已被“双规”。他主政厦门时，正是赖昌星霸业如日中天之际。再说，厦门市各权力机构的头头脑脑，赖昌星与他们并非泛泛之交。杨前线是海关关长，可他赖昌星也被海关许多人认可为“地下关党组成员”。为什么？因为在海关，赖昌星要把他看中的人提拔到关键岗位上，没有办不成的。厦门海关的蔡海鹏，竟是赖昌星向杨前线举荐后被提升到情报处长的位置上的。蔡到底成了谁的情报处长？厦门海关的缉私艇、缉私小分队何时行动，赖均了如指掌。当然，赖的海上走私船、陆上汽车运载走私货物，均能避其锋芒，从未有过“遭遇战”。其他部门像银行、税务、商检、港务、码头、外运、外代等，均有为远华效劳的人员。在中央专案组要来之前，赖均派人通知这些部门销毁与走私有关的证据材料。
省外，他也有一帮用得着的人物，在紧要关头为他效生死之劳。九九年，赖昌星从深圳口岸出逃，秋季从珠海口岸入境，后又从深圳出逃，来来往往，竟然查不到他的出入境记录。
在广东海关，多年来一直有人向赖昌星通风报信，成为赖的走私高参。赖送给他一辆车，专跑“情报”。九九年，赖昌星准备进一批货柜的走私货，打算在南方通关。他请教某干部通关之道，该干部为效犬马之劳，专程飞到厦门，向赖口授如何逃避广东海关的监控，后来当然是顺利过关。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历来就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中国，走私与反走私，腐败与反腐败这种较量的结果当然是：正必胜邪，从举报信发出到被批转到海关总署，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海关总署反应强烈。湛江大案其时就要公开审判，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将被送上断头台，社会对海关的种种议论风涌而起，海关总署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想到湛江一波未平，厦门又掀起更大波澜。
然而，海关总署党组立即召开署党组会议，并形成统一意见：上报中纪委，立案查处厦门大案。走私与腐败唇齿相依。总署领导也清醒地意识到：厦门大案，“一条龙”走私的背后必定是“一条龙”腐败。但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矛盾，敢于首先向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不怕流血流脓。海关总署党组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共和国的无比忠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胆略和巨大的勇气。
中纪委收到海关总署关于立案查处厦门大案的报告后，立即拟文并附有海关总署党组的报告，上报中央主管政法工作和纪检工作的领导。
九九年，中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分别批示：由中纪委、海关总署共同负责查处厦门特大走私腐败案件，其中走私问题由海关总署为主查办，腐败问题由中纪委负责查办。
根据中央指示，中纪委、海关总署、公安部等抽人员组成专案组。组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担任。专案组又成立前线总指挥部，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