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应脑袋空空，没有任何想法。他应该是一个蛮勇之夫和一个执业会计师的混合体。总之，他应该集那些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的品质于一身。
就阿弗纳来说，这是一个白日梦。他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在他看来，他认识的其他受训人员也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嗯，坦白地说，都各不相同，就像特拉维夫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样。他们都爱国。但在以色列，特别是1969年，谁不爱国？如果那样的人是“穆萨德”心理学家想要的，那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感觉到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样的。任何心理测试都不会同时考虑到他，也考虑到生活向他提出的挑战。
另外，阿弗纳也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约翰·韦恩，他们绝不会后悔选择了他。他将成为他妈的自他们招募特工以来最好的特工。他将拯救以色列一千次却无人知晓。当他工作多年成为他人的榜样以后，以色列总理写来了感谢信时，他也许会把这封信拿给他的母亲。“你做了些什么？”她这样惊叫起来。他只是说：“喔，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也没干。”
当然，阿弗纳无法最终知晓他是不是愚弄了“穆萨德”心理学家。也许他们从他身上没有看出来那个荷兰小男孩。也许看出来了，但适合他们。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让他飞起来了。确实是这样。他的第一次野外培训任务去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如果他姑妈的朋友及时给他找到一个工作的话，他也许早就在这家航空公司工作了。他当了一名空中警官，负责保护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其他人也许认为这是最底层。但对阿弗纳来说，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虽然不是飞机驾驶员，但总算能飞了。即使飞机起飞只在机场上空转一圈，他都觉得很棒了。但飞机不只是在机场上空转圈，它飞到了世界各地。仅仅几个月之内，阿弗纳就飞过了欧洲许多大城市，全部是公费。
虽然他训练时是情报特工，但起初分配给他的工作并不是收集情报。当然人们也不把这种秘密情报跟间谍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那个时候，真正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相对来说比较少。毫无疑问，也有几个特殊的特工混进政府担任要职，也有几个特工去拍摄军事机密。像埃利·科亨这样具有传奇经历的间谍很少。大多数特工干的跟阿弗纳训练的内容一模一样。
阿弗纳要做的事——除了在以色列航空公司保护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之外——就是暗中监视公共场所。他自然要把观察到的东西作详细汇报。比如他就在巴黎奥利机场待了整整一天，对机场进行研究，记下出口和入口、能够进入飞机跑道的各类交通工具，还有监控器的位置。无论这些监控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记下来了。他假装给几个空姐摄像，摄下了几个海关和护照检查处换岗的情形。
在罗马、伦敦和雅典，他在指定的阿拉伯和俄罗斯大使馆外要么待一个上午，要么待一个下午，不能太显眼。至于怎样做到不显眼，这是他自己的事。在旅游城市就是坐在咖啡馆里也有意义——阿弗纳的第六感觉总在提醒他，要避免刻意的伪装——在伦敦，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遛狗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在罗马，他租了一辆卡车，在上面放一个“绕行”的标志，在利比亚大使馆外辅道的下水道里忙了开来。
有时候他只需要汇报进出大使馆的车辆，把来这里或停在附近的车子的车牌号记下来。然而更多的时候，他要把照片上的一个人的面部特征记下来，然后报告他是否看到过这个人进出大使馆。阿弗纳不用跟踪他，只需尽量靠近他，并予以确认。
有时候，他跟一个办事员差不多，干的活跟训练的内容不相干，跑差、给递送情报的人酬劳，或者——正如他后来所说——与一个女孩在伦敦租安全屋。安全屋必须靠近至少两条主要高速公路，还要储存一些食品。他们扮成夫妇去租房。房子的周围全部住着中产阶级。那个女孩是伦敦的永久居民，她住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步骤，安全屋的钥匙就保存在那里。
阿弗纳以极大的热情和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执行各项任务。坦白地讲，他从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当他听说——他总是不时地听说——另一个受训人员在进修通讯、摄影或语言方面的高级课程，明显在为向高层渗透、获得长期居留权或者收集更多复杂的情报做准备时，他甚至一点都不嫉妒。当一个人每周都能去一个不同的大城市时，谁会想去学习伪造证件或制造炸弹的高级课程呢？如果他们命令他去学习高级课程的话，他也会尽力去学的。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一个人待着，坐在罗马的一家咖啡馆里，或者在巴黎递送包裹。阿弗纳估算了一下，要是用他的工资的话，至少要积攒一年才够他旅行一次的费用。而这样的旅行他每周都有好几次。
到现在，发票的事简直可以说让他发疯了。他会发疯的——他毕竟是个“野客”，“野客”都非常细心——他在“穆萨德”老巢遭遇这位加里西亚人的祖宗，使他在花政府的每一分钱时都要再三核实。并不是因为那个老加里西亚人吓唬了他，而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个老家伙得逞，抓住他的把柄或者对他的花销提出疑问。阿弗纳宁愿花自己的钱办公事。有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在巴黎，他在买一杯菠萝汁时，意外地把现金收支票据搞掉了，只好回到阿拉伯大使馆对面的咖啡馆，在拥挤的游客的脚下寻找，“像个十足的笨蛋，”他心想，“如果敌人知道加里西亚人怎样管理‘穆萨德’的话，他们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寻找五法郎发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个集体农场。他这个“野客”又置身于加里西亚人之中了。但他并不烦恼。事实上，在“穆萨德”这个组织中，一个“野客”也许还是一笔财产呢。在集体农场，那些加里西亚人并不真正需要他：他们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办得好上加好。但是在这里，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一线特工中，有个古怪的“野客”并没什么害处。像加里西亚人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他们是不会消失在幕后的。由于他们特有的举止言行和生活态度，同化不是他们的强项。这样，语言的问题就来了。从总体上来说，以色列是个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父母或祖父母为东欧人的年轻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语说得好的人。也许是因为“野客”身上有比较多的德国人或法国人的血统，所以他们常常被误认为这些国家的人。他们不喜欢身上穿着西服，脚下穿着跑鞋。
阿弗纳总是在欧洲才有家的感觉——比在以色列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欧洲人购物、过马路、订餐、叫的士的方式更适合他。人们的穿着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们回望男人的眼神，都与他心目中人们应有的举止行为一致。虽然他几乎没有学过巴黎或罗马的艺术、建筑和历史，但他确实知道哪里旅馆干净、便宜，什么东西在哪里卖以及哪条路去机场最便捷。他也知道哪里有咖啡馆和夜总会。他是火车时刻表、邮局作息时间表和便宦纪念品方面的专家。他喜欢的很多东西都在喧闹、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里。他喜欢这里的氛围。
除此之外——跟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阿弗纳在欧洲有私人关系。他在法兰克福上学时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里。
坦白地说，他第一次去法兰克福时，还没有想起安德雷斯。这不奇怪：在这之间的十一年间发生了那么多事——集体农场、“六日战争”和“穆萨德”组织——但他记得外公。阿弗纳一直想着法兰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但在飞回特拉维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在电话簿中找他的电话号码。
他没有找到安德雷斯的号码，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们好像不知道——或者说不想告诉阿弗纳——他在哪里。他们让他去找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年轻女人。她在电话里非常冷淡，声称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消息。
阿弗纳凭他的第六感觉回答道：“噢，也许我搞错了。我住在假日酒店411号房间。我还要在法兰克福待一天。”
安德雷斯给他打电话时大约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惊：他们谈起话来好像没有分开过几天。他们约好第二天在歌德广场的户外咖啡馆见面。阿弗纳提前十分钟到了。提前赴约已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他得以防万一，即使跟一个儿时的朋友见面也是这样。早点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见了一件让他非常意外的事。
阿弗纳坐在那里，安德雷斯从拐角一出现他就认出来了，也许只有三十码的距离。不过，他已不像他儿时的朋友了。他认出他是照片上的一个人，要他牢牢记住的一个人。一个不太重要的德国恐怖分子。他以前是个学生，现在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一个成员。不是一个大人物，只是一个走卒而已。
阿弗纳看着安德雷斯停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朝咖啡馆露台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让他看了几秒钟，好让自己收回思绪。
这时安德雷斯的视线停在他身上。他离他越来越近。
“你是阿弗纳吗？”他轻轻地问道。
阿弗纳打定了主意。他站起来，大笑起来，然后像以前一样，用拳头在他朋友的背上捶着。真是运气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觉得他们的重逢不是因为运气好。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儿时的名字，这个名字阿弗纳在部队里改了，他部队里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告诉安德雷斯，甚至连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空中警官都没有告诉他。什么也不说最简单。让安德雷斯说。谁说得清他有朝一日会通过他跟什么人联系？
这种考虑具有预见性，阿弗纳没法知道自己的预见有多准。没法知道在不到两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