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只剩下软目标了——伊弗里姆名单上的三号、五号和九号。实际上只剩下三号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了，五号法学教授阿尔一库拜斯和九号戏剧导演布迪亚仍然下落不明。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在巴黎。
他们讨论一番之后，一致同意，最聪明的一招就是让阿弗纳去巴黎。虽然汉斯对法国首都和语言是最为熟悉的——而阿弗纳几乎不会说法语——但汉斯最好在法兰克福的安全屋里他自己搭起来的小小“实验室”里制作证件。阿弗纳确实也比较熟悉巴黎。不管路易斯是谁，是给他付钱的时候了。不完成托尼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下下策。在一桩债务不能通过法律来执行的生意中，他们就倾向于通过法律之外的一种强硬的方式来解决。不管怎样，就像罗马的托尼一样，巴黎的路易斯也许对他们有用。
虽然他并不认为和路易斯的见面就是一个陷阱，但阿弗纳还是决定跟安德雷斯和伊冯一起去。他同意卡尔——他们称他为“谨慎的卡尔”——的观点，即让安德雷斯先跟他接触会安全一些。在与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生意往来中，安德雷斯似乎跟路易斯打过一两次交道。他向阿弗纳描述道：“有点像托尼。”也就是说，也是一个激进的年轻人，“过了”谈论政治的“阶段”。就安德雷斯来说，他不介意再帮一次老朋友——他已经带着欠托尼的钱去过罗马了——因为去法兰克福“红色军团”巢穴的佣金很多。事实上，正如汉斯抱怨的那样，“我们正在让欧洲半数恐怖分子泡在牛奶和蜂蜜里面。他们不久就会放弃俄罗斯，来给我们干活了。”
阿弗纳当然明白汉斯的意思。这是一句反语：以色列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匪帮提供了资金，而他们经常帮助敢死队来恐吓以色列。这是一个愚蠢的恶性循环。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到恐怖组织头子。“打入恐怖分子网络。”伊弗里姆曾经说。他一定知道，给恐怖分子钱是惟一的途径。
其他人也同意阿弗纳的观点。“我们的任务不是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伙计们。”斯蒂夫说。“我们把这个留给那些重要人物。而且，”他补充道。“这种事情两边都说得通。看看安德雷斯那个家伙。他现在一定知道了他在帮我们消灭他的朋友。”
阿弗纳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安德雷斯在突袭开始之前很久就离开了罗马。他从来不知道阿弗纳要托尼监视的那个人的名字。在意大利，兹威特的死没有刊登在头版。在德国，几乎没有报道这件事。安德雷斯也许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即使听说过，也没有这样去联想。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经常互相残杀。
即使安德雷斯这样去联想了，他还有可能会接受阿弗纳的解释，他只是一个佣工，收集恐怖分子的信息是为了再卖出去。他会以为阿弗纳把它卖给了竞争对手，而不会想到他儿时的朋友会去突袭谁——托尼也不可能告诉他。他不是傻瓜。
但汉斯是对的。这件事情有时候确实很荒谬。也许聪明一点的做法就是不要想得太多。他们只是特工。如果他们得知老板甚至伊弗里姆秘密参与其中的话，那这一切就会非常明显了。也许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这一切更有意义了。
在巴黎，阿弗纳让安德雷斯拨了路易斯的电话。电话号码是托尼给他的。很明显，这是左岸一个小酒馆的电话。安德雷斯以自己的名义给路易斯留了言，告诉他在哪几个时间可以给他宾馆回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刚过，路易斯回电话了。当时阿弗纳和安德雷斯正在安德雷斯的房间里，他拿起分机。
“你好，路易斯。”安德雷斯用法语问道。考虑到阿弗纳，他立即改成了英语。“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在巴黎，他给你捎来了托尼的一个口信。”
“我正等着呢。”路易斯回答道。他的声音很轻，但充满了阳刚之气，跟电视主播的差不多。他的英语有一点口音。“如果他方便的话，告诉他今晚九点在这里见我。”
安德雷斯瞥了一眼阿弗纳。“我想九点没问题。”他说。“但我想他更喜欢在皇家蒙梭饭店前面见你。你肯定知道，在欧奇大道。”
“我当然知道。”路易斯回答道，听起来有点挖苦的味道。皇家蒙梭饭店是巴黎有名的酒店之一，决不便宜。“他住在那里吗？”
阿弗纳对安德雷斯摇摇头。
“不，我想不是。”安德雷斯回答道。“但他想在那里见你。”
“好吧，”路易斯简短地回答道。“告诉他我九点到那里。我会停在……前面，哦，是一辆黑色‘雪铁龙’。菲菲跟我一起。”
“菲菲是一只狗。”路易斯挂断电话后，安德雷斯解释道。“会客时他经常带着它。呃，至少你去找他时不会那么麻烦。”
阿弗纳对这样的习惯表示理解。他也不介意随身带着查理，甚至在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都不介意。他实际上就住在皇家蒙梭饭店，但暂时还不必让路易斯知道。甚至安德雷斯都不知道。阿弗纳告诉他，他会住在朋友们的家里。这个时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虽然“安全”这个词只是一个玩笑而已。零风险！他们航行在未知的水域，但没必要让那些扛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的人轻易地抓住他们。
九点钟，那个人敏捷地打开一辆黑色“雪铁龙”的乘客位旁边的车门。他三十出头，穿得很体面，是那种漫不经心的体面。他长得很好看，有点胖，像托尼。但五官轮廓要分明得多。“住嘴，菲菲。”他对后座上汪汪直叫的阿尔萨斯牧羊犬说。“这位先生不会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东西。相反会给我们东西。”他补充道。然后转向站在人行道旁的阿弗纳。
“我希望你的狗懂英语。”阿弗纳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厚厚的信封，一边回答道。
路易斯大笑着伸手去取信封。他朝信封里看了看，那一叠一叠的百元大钞连点都没有点一下就放进了公文包里。“谢谢！”他说。“你是只想把这个给我，还是想一起去喝一杯？”
“如果只是随便吃点什么，”阿弗纳说。“那就这么定了。”
“好。”这个法国人答道。“在巴黎有非常喜欢的去处吗？”
听起来还不错。如果路易斯想设埋伏的话，他就会提议去一个地方——他很显然知道阿弗纳知道这一点。“这条街上有一家小餐馆。”他对路易斯说。“我觉得不错。”
路易斯顺着阿弗纳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点点头。“我二十分钟后到那里找你。”他说着，猛地关上车门，开走了。阿弗纳希望他不要走——但他能理解路易斯，他无非是不希望坐在餐桌旁，手里抓着一个装有一万元现金的公文包。
这家小餐厅叫欧奇烟店，离戴高乐广场只有一两个街区。坐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可以看见凯旋门，这与阿弗纳通过名信片了解的大城市相符。然而，在这个11月份的夜晚，他选择了餐馆里面的一张桌子。二十分钟后，路易斯来了，没带公文包，也没带那只阿尔萨斯牧羊犬。他很高，当然不瘦，看起来比在车里高多了。他的脸跟法国老牌影星伊夫·蒙当很像——非常精致，有点厌世，但非常惹人喜爱。阿弗纳立刻喜欢上了他。出于某种原因，他感觉路易斯跟他是同一类人——比托尼更像同一路人，比安德雷斯更更像同一路人。
路易斯似乎也喜欢阿弗纳。他们第一次谈话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谈了几个小时。吃完晚饭，他们闲逛到凯旋门，然后一直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协和广场，又走回来。大多数时候都是路易斯在讲。
很久以后，阿弗纳想起这次谈话时才明白那个法国人讲的是什么。他当时有些走神，没听懂多少东西。路易斯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时候提到的一些事件、作家或观点阿弗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的主要意思似乎是，这个世界是个相当可怕的地方，充满了战争、痛苦和苦难。许多人似乎认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世界变得很糟了。只有人们成为宗教信仰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还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解放阿尔及利亚、妇女跟男人平等，或者加拿大人停止屠杀小海豹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按照路易斯的观点，这个世界不可能治理好，除非所有现存的机构被抹去——如他所说，变成“一张白板”——人们又可以白手起家。因此，他说，对明白这个的一群人来说，其他人是否在为这个事业或那个事业奋斗并不重要，是否在为未来的什么主义还是在为教堂的荣誉而摧毁一个地方并不重要。路易斯解释道，只要人们把它摧毁了，他们就帮了人类社会的忙。理解这一点的一个小组织——一个名为“集团”的非常小的组织，它更像一个家庭——会帮助这样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赞同他的事业。路易斯说，更确切地说，这个“集团”赞同每个事业。如果你停下来考虑考虑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没有不正义的事业。
当然，“集团”并不是为被摧残的地方和人而欢欣——只有疯子才会感到高兴——但是他们明白，人们把一切摧毁得越迅速、越彻底，摧毁掉这些事物的速度就越快。就这么简单。
阿弗纳并没有因为路易斯说的任何话而有丝毫动摇。如果他越夸大其词，或者说得越热烈，阿弗纳就越会把它看成是胡说八道，比法兰克福安德雷斯的那些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本科生的空谈还要荒谬得多。但路易斯的说话风格是冷漠、自我贬低和幽默，或者是一种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斩钉截铁的风格。他就像一个非常沉着地站着表演的喜剧演员，总是让阿弗纳开怀大笑。即使他严肃的时候，也不是认真的。“看看那些所谓的强国，”他说。“看看中央情报局，常常被自己的尾巴绊倒，或者看看穿着邋遢裤子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