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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地方是一栋四十层大楼，卡玛尔·纳塞尔、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和科玛尔·阿德宛都住在这栋楼里。
由于当地的“穆萨德”特工已经做了一些计划、准备和监视工作，阿弗纳的突击队只要做一些当地特工不能做的工作就行了。这次行动之后，他们要继续留在贝鲁特，所以他们的身份不能暴露。阿弗纳的突击队要做的工作有租借交通工具，这些工具在袭击之后要扔掉，还要带领参与突袭的人熟悉突袭地点。“集团”在当地的一些人也要参与。对路易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是昂贵的——让步，他几乎不会同意。但是，由于阿弗纳向他保证，他的人不会遇到“穆萨德”特工和军队中的突袭队员，他们的任务只是在突击队经过某些地方时用几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护送一下。路易斯答应了。在这些条件下，他的组织面临的危险才降到了最低。
午夜刚过，八辆汽车就停在了雷姆勒特—厄尔—贝达附近的海滩上。虽然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几辆美国汽车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当地的贝鲁特人跟中东的大多数人一样，早早就睡觉了，对游客们熬得很晚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海洋也是黑色的。凌晨一点，斯蒂夫看见黑暗中有个小小的亮点，他用自己的车灯闪了一两次，那个亮点消失了。几分钟之后，在黑色的波涛之上出现了一片黑色，一群人静悄悄地向岸边涉水而来。他们携带的防水袋里装着武器和便服。
四十个突击队员挤进八辆车里——斯蒂夫后来说，这是整个任务中最为棘手的技术难题——分成两组，向贝鲁特进发。卡尔和罗伯特把突击队员带到目的地。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带领他们去恐怖组织头子们所在的公寓。对其他四个地方的袭击从不同的集结地开始。
车子—到厄尔—科哈特欧姆街上的那栋公寓前，三个全副武装但无任何防备的巴勒斯坦士兵就被干掉了。为了不让公寓里的居民警觉，以色列人使用的是手枪和刀子。突击队员们冲上楼时，阿弗纳、汉斯和斯蒂夫待在汽车旁边，此时用不着他们了。事实上，他们也许还会碍手碍脚。
卡玛尔·纳塞尔，巴勒斯坦人，四十四岁，未婚，信仰基督教，住在三楼，知识分子，从贝鲁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1969年，开始为“法塔赫”负责公共关系事务。当突击队员们冲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饭桌旁的打字机边。磷弹穿过他的身体时，他身后的沙发立刻升起了火焰。
二楼的科玛尔·阿德宛也坐在桌旁写东西。跟手无寸铁的纳塞尔不同的是，他有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随手就可拿到。阿德宛是个工程师，“法塔赫”在科威特分部的奠基人之一。他是1973年以色列被占领土上所有蓄意破坏活动的头子。他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他成功组织的几次活动也许是这次贝鲁特袭击的主要原因。他已结婚，有两个孩子。突击队员在砍倒他之前，他企图用自动步枪向他们开枪。
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郁苏夫”，在“法塔赫”中负责“黑色九月”的事务。他跟妻子和儿子住在四楼。事后突击队员告诉阿弗纳，没有伤害纳杰尔的儿子——不过，按照另外一些报道，他在射击中也死了。关于纳杰尔的妻子，没有任何疑问，她企图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丈夫，结果在一阵弹雨中与他同归于尽了。
住在隔壁的一个女人这时不幸把门打开，也被打死了。这个女人好像确实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以任何形式参与过恐怖活动。
恐怖分子和突击队员进行了短暂的交锋。虽然对方人多，但以色列方面是突然袭击，而且比他们训练有素得多。只要不是在持久战中，一般来说，这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四个地方的交火，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据报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一百多名恐怖分子死了。以色列死一人，伤两三人。伤者最终都由直升机运走。黎巴嫩当局对此次战斗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以色列人立即在几个公用电话亭里告诉他们，说好像是恐怖分子自己跟自己在贝鲁特的几个地方打起来了。黎巴嫩警察听到这些，谨慎地避开了。这正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
大约凌晨3点30分，一切都结束了。租来的汽车——根据斯蒂夫的说法，一个凹痕都没有——又整齐地停在沙滩上。突击队员从海上撤走了。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也从海上撤走了。他们没有像他们那样上登陆艇。一条小船把他们和路易斯的两个人送到停泊在二十五英里以外的一条渔船上。由“集团”租下的这条渔船，天未破晓前就抵达了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并不平静。巧的是，恐怖分子计划在同一天，即4月9日袭击以色列大使的住所、在尼科西亚袭击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恐怖分子的突袭完全没有成功。在大使的家里，三名恐怖分子只伤到了一个塞浦路斯警察。而在机场，六名袭击者被一名空中警官杀死了一个——他们都是从阿布·奈达尔的“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中分离出来的——还有两个受伤。这些恐怖分子企图驾驶一辆“陆虎”和一辆日本小型货车，冲到跑道上，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对乘客或飞机造成任何伤害。
此次失败，正如卡尔所说，并不是因为不努力。
以色列大使拉哈闵·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恐怖分子袭击他们之前几分钟刚刚离开住所。恐怖分子把那个塞浦路斯警察放倒之后，在房子的一楼放了很多炸药，把尼科西亚市中心弗洛尼斯街半英里以外的窗户都震碎了。如果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二楼的话，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爆炸中丧生。巴勒斯坦人对塞浦路斯的袭击，更加坚定了阿弗纳促使队员们计划在雅典暗杀扎伊德·穆扎斯的决心，无论他在不在名单上。
那次行动，他们几乎彻底失败。
事后回忆起来，阿弗纳觉得，第一个错误也许并不是把队员们分开，就像在巴黎一样。他们三个人毫不费力地就把阿尔一库拜斯干掉了，在雅典再重复一次似乎不是草率之举。就像以前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就可以干这个活了。在这同时，斯蒂夫可以去寻找新线索，特别是与一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线索，看有无深入的可能。至于卡尔嘛，最适合他的工作是照管各处的安全屋和账目。这样，如果剩下的目标在欧洲露面的话，突击队就可以快速行动。按照目前这种速度，他们也许能把名单上的十一个恐怖分子都干掉。“那不算个什么事！”阿弗纳说，其他人表示同意。
“集团”的人的表现很完美也是一个事实。在罗马、尼科西亚、贝鲁特，两次在巴黎，他们都干得很出色，只有日内瓦的那次例外。路易斯的情报常常证明是非常精确的，这种“穆萨德”通常使用的那些线人都没有这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监视员具有专业水平，就像他的安全屋一样。汉斯倾向于不用路易斯制作的证件，但到目前为止突击队的武器和炸药有两次是靠他的人送来的。袭击之后的手枪有两次也是靠他们处理的，没有一次闪失。有这样一流的支援团队，欧洲各种恐怖组织三四年来干得那么出色就不在话下了。如果要说的话，这些恐怖组织没有干得更出色让人感到吃惊。
在雅典，突击队对路易斯的依赖不得不比过去稍多一点点。罗伯特没有时间去比利时，无法通过平常的渠道准备炸药。在雅典，路易斯的人给什么他们就只好用什么。这是在冒险——正如罗伯特所说，恐怖分子之所以会把自己炸死，是因为他们的方法枯燥，且一成不变——但这个冒险并不是没有理由，恐怖分子也常常用炸弹把他们想炸死的目标炸死。路易斯说，他在雅典的人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城市游击队员提供过几枚炸弹。
跟过去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也打算使用路易斯的安全屋和监视员。
4月11日，他们到达雅典——那是一个星期三——找到安全屋时，屋里全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他们与恐怖分子度过了第一个晚上。那些阿拉伯人以为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是德国秘密组织“红色军团”的人，所以在他们面前说话毫无顾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道德观念上一样，而且还因为他们以为德国人听不懂阿拉伯语。他们的话题是以色列最近在贝鲁特的突袭。阿拉伯人似乎感到害怕了，他们说他们暂时只好躲藏在开罗或巴格达，这使阿弗纳感到很高兴。虽然阿弗纳毫不怀疑反恐活动所起的作用，但这些阿拉伯人的谈话还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的突击队干的是对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那些恐怖头子不得不躲起来。
第二天，他们搬到了另一间安全屋。这问安全屋的主人是一个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的希腊女孩，她给阿弗纳和汉斯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罗伯特当时在和别人谈炸药的事，所以不在场——六点刚过，他们还坐在饭桌上呢，路易斯埋伏在位于索科拉特欧斯街的阿瑞斯泰兹酒店的监视员就打来了电话，很显然是扎伊德·穆扎斯刚刚离开酒店。他被那个克格勃用自己的黑色“梅赛德斯”接走了。
他们计划用那个希腊女孩的车去接罗伯特，把炸药也一起捎上。路易斯的另一个联络人这时给他们带来了手枪——是指定的22口径的贝雷塔——阿弗纳和汉斯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