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通往卢塞恩的路上没有障碍。
在卢塞恩，他们住进了安全屋。阿弗纳在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拨了一个当地的电话，让一个人来把武器拿走。然后他给“爸爸”在苏黎世的联络人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不在那里。”他对接电话的那个人说。
“在，他们在。”那个人回答道。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别的任何话都没说。谁说得清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在不在格拉如斯？但说得清的是，教堂里发生这一切之后，他们再也不会在那里待很久了。有一点斯蒂夫说得对，毋庸置疑：三个身穿黑色羊毛衫的阿拉伯武装分子，之所以在那里不仅仅是为了吃午餐。
“这次跟利勒哈默尔不一样还有一个原因。”阿弗纳对回到安全屋的罗伯特说。
“什么原因？”
“我们他妈的没被抓住。”阿弗纳说。“对不对？”
第十四章 伦敦
1974年5月，阿弗纳、卡尔和汉斯到了伦敦。
这是阿弗纳第二次来英国首都。特工野外训练期间，他在那里待过几个月。他的线人主要在德国——当然，除了“爸爸”之外——就好像汉斯的线人在巴黎、卡尔的线人在罗马一样。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是罗伯特和斯蒂夫经常去的地方。但伙伴们在见线人这一点上是灵活的。只要有什么传闻，谁在他们就派谁去查，毕竟他们只有五个人。虽然线人——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所有的线人都是这样——总觉得与自己固定的联络人打交道更舒服一些，但如果他们觉得安全，他们一般也会把情报卖给其他人。
现在，伦敦又来消息了。但罗伯特正在比利时忙，斯蒂夫很少请假，这次碰巧请了三天，此时正和他父母在南非度假呢。所以，只剩下阿弗纳、卡尔和汉斯来核实阿里·哈桑·萨拉米5月底要来伦敦看眼科医生的传闻了。众所周知，萨拉米有眼疾。
5月9号是个星期四，他们到达伦敦。汉斯去了一个安全屋。阿弗纳和卡尔住进了公爵街与格罗夫纳广场转角处的欧罗巴酒店。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准备袭击。他们只想和线人谈一谈，对现场做些初步的研究工作。萨拉米会住在哪里？眼科医生的办公室在哪里？有传闻说，萨拉米要在某个器械商店跟一些联络人见面。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因为阿弗纳仍然对格拉如斯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所以他想搞得准确一些。
格拉如斯也许不是利勒哈默尔的翻版，但终归是失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彻底失败。不仅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逃跑了——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而且阿弗纳和斯蒂夫朝另外三个人开枪了，也许他们已经死了。也许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虽然以色列突击队员朝手里有托加列夫手枪和卡拉什尼可夫步枪的阿拉伯人开了火，但他们很少有良心上的不安——尽管他们不在名单上。这是个错误。这是个过失。毋庸争辩，这是个大错。这样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永远不会做了。
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退一步说格拉如斯发生的事情，指出了许多人对反恐行动所持保留态度的正确性。事实证明，那些持决不要出现一个错误的提法是愚蠢的。持这种观点的以色列人是绝对正确的。戈尔达·梅尔的立场就是这样。“你怎么能保证，”据说一谈到这个话题她就反驳，“不伤及无辜？”答案是你完全不能。
然而，这也是事实——也许正是这个论点最终让总理动摇了——那就是，在一切使用武力的手段中，只有反恐行动宣称伤害的无辜者是最少的。
“他妈的，我们干掉了九个头子，”只要一谈到格拉如斯这个话题，斯蒂夫就会说。“要是空军干掉九个恐怖分子，得伤害多少市民？”
说得太对了。
但是，这个说法没有考虑到在反恐斗争和恐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心理一政治因素。虽然格拉如斯事件没有成为新闻——它一定被隐瞒起来了——但如果在一个西方国家的城市里，近距离射击一个无辜旁观者对以色列的伤害，比在中东冲突中用十颗地对空导弹炸伤几十人带来的伤害更大。
“轰炸机驾驶员可以乱炸一气，”卡尔说道。“炮兵们可以乱轰一气。他们甚至可以犯错误，而我们不能。”
这句话的用意阿弗纳和汉斯明白，可斯蒂夫和罗伯特却被激怒了。“天哪，”罗伯特说，“当满汽车的犹太孩子被炸死时，恐怖分子们感到幸灾乐祸。当一些犹太孕妇被机关枪扫射时，他们为之自豪。他们并不是因为失误，而是故意冲妇女和孩子们去的。天哪，他们是故意的！我们都在吵些什么？”
这也是事实。就在12月17日，突击队在格拉如斯突袭前几个星期，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罗马炸毁了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三十二名乘客被烧死，还有四十名乘客受伤。4月11日，在以色列北部城镇基利亚特什姆纳，敢死队袭击了一栋民居，致使十八人死亡，十六人受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1974年5月，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马洛镇，被“人民民主阵线”的恐怖分子挟持的二十二名儿童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对恐怖分子们来说，杀害非战斗人员并不是错。他们大部分行动的目标正是这些人。
“那又怎么样？”对于这样的论点，卡尔总是这样回敬道。“区别就在这里。我们和恐怖头子们有别，你觉得很烦吗？我不烦。”
跟其他人比起来，格拉如斯的失误似乎对他的影响更深。他虽然不会坐在那里闷闷不乐，但他总是沉湎于思虑之中，在对一个新方案发表评论之前，总是衔着烟斗，思考的时间比平时更长。瑞士事件之后，谨慎的卡尔比以前加倍地小心了。阿弗纳呢，跟他是一样的。他对抽象的议论几乎没有耐心，但他觉得卡尔是对的。“伙计们，别再空谈理论了，行不行？”讨论结束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懂理论的话，那就在耶路撒冷的大学里教书了，在那里挣的钱是现在的两倍。让我们只谈行动吧。那才是我们的工作。”
但是，在伦敦没有时间谈。阿弗纳希望尽量在三四天内完成任务，然后飞回法兰克福去见罗伯特和斯蒂夫。如果他们查明，萨拉米5月末到，这时可以用炸弹袭击的话，罗伯特必须立即回比利时做准备。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们被安排在公园大道格罗夫纳酒店的大堂里与线人接头。由于没有规定接头的时间，他们三个人轮流在大堂里坐一两个小时。如果线人来了，无论谁在大堂里，都会用眼神跟他交流，然后给其他人打电话，再悠闲地朝海德公园的布鲁克大门走去。在那里，他将与独自走到那里的线人见面。另外两个人给他们打掩护，不靠近他们，只是确保线人没有被跟踪，没有埋伏。这是正常的程序。按照阿弗纳当时知道的情况来看，“穆萨德”特工巴鲁克·科亨之所以死在马德里，就是因为他跟线人见面时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依程序办事。
接头时间安排在9号、10号或者11号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这样松散的安排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但让他们讨厌到了极点。首先开始闲坐的是阿弗纳。他“目测”到，这个活可能会越来越枯燥。起初，他喜欢这个活，觉得浪漫、刺激，但是现在则变成了一件麻烦事。也许他只是太紧张或者年纪大了。
第一天，线人没有出现。
第二天是个星期五，阿弗纳被汉斯换下来之后朝自己的酒店走去。他突然有一种感觉，有人跟踪他。他从格罗夫纳酒店的后门里出来，一直沿着雷芙·缪斯街走着，然后转左，上了奥德利街。他慢跑了几步，到了美国大使馆。当他发现另一个人在跟踪他时，他准备对角穿过格罗夫纳广场。在伦敦，这几乎没有什么不寻常，但是阿弗纳觉得这个人的眼睛正好盯在他的脖子上。这是一种针刺般的实实在在的感觉。起初他想用手指拂掉，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感觉老是挥之不去。
阿弗纳总是非常严肃地对待他的第六感觉。通常，它没有给他发过错误的警报。一旦警告，就有危险。有一次，他给线人送钱去，当时他还是个普通特工。他莫名其妙地在半夜离开了慕尼黑的安全屋。他刚进去准备上床时，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立即打点行李出门。他出门，刚刚走过拐角，就看见德国警车在他房子前面停下来。他们突然袭击了这个地方。
阿弗纳从来不觉得他的第六感觉有什么神秘之处。他只是觉得自己对一些微小的信号异乎寻常地敏感而别人可能觉察不出来罢了。他能几乎是下意识地觉察出来，然后用某种方式在大脑里解码。比如，在慕尼黑，这个信号也许是他进屋时安全屋的老板娘看他的眼神。如果她一直在期待这次袭击，那么她眼神中就可能会有某种东西。几秒钟之后，这种东西就会触发阿弗纳头脑里的警报，虽然他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现在他没有转身。他没有穿过公园——再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欧罗巴酒店——他继续沿着奥德利北街走着。他相信后面仍然有人跟着。他想从商店的橱窗和从身边经过的车子上的挡风玻璃里看一看跟踪他的那个人，可看不见。他认为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攻击，不会在奥德利北街和牛津街受到攻击。但也说不准。阿弗纳希望自己身上有武器，也希望跟踪他的人这么认为。
除非跟踪他的人是英国反情报局的。有这种可能。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们的线人那天不出现的话，那他们第二天上午离开英国是比较明智的。罗伯特从比利时回来后总是能找到他们的。
阿弗纳转右，上了牛津街，开始向牛津街的交叉口走去。如果走到邦德街的地铁口还有人跟踪他，他就一头扎进地铁里，坐地铁到芬斯伯里公园。他们在蹲尾区有一间安全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