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有规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萨拉米没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那里以及弗尔顿街乔治娜的公寓里来回奔波。行踪有了一定的规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据说他的行踪已被一个以色列特工盯上。这个特工化装成一个古怪的、非常喜欢猫的英国老处女。其化名为埃瑞克·玛丽·“彭妮洛佩”·钱伯斯。她在离弗尔顿街乔治·萨拉米住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几个特工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在车上装上炸弹，停在萨拉米每天去乔治娜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彭妮洛佩”在萨拉米的客货两用车上装了一个小小的无线电发射机，（而另外一个来源则认为）当她看见萨拉米的汽车经过停在她窗户下的街道时，她按下了装在自己汽车上的无线电发射机按钮。不管是哪种来源，结果都是“大众”汽车爆炸了，炸毁了萨拉米的汽车和紧跟在后面的贴身保镖的“陆虎”，也炸死炸伤了几个路人。
萨拉米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以色列电视新闻也适时地进行了报道。在葬礼上，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站在那里，揽住萨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岁的儿子哈桑。这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们失去了一头雄狮。”媒体援引这位领导人的话说。斯图尔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务头子》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萨拉米被杀的经过。1983年，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出版了一本《寻找红色巨头》，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讲述了这段历史。
人们对围绕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炸毁萨拉米的“雪佛兰”汽车的一些事实似乎没有异议。但有一个传闻，说萨拉米没有被炸死。原因很简单，汽车爆炸的时候他不在车上。（爆炸时尸体都撕成了碎片，无法辨认，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
这个传闻很可能是萨拉米传奇的延续，表达了人们对传奇人物的良好愿望。尤其是对一个活着时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同时，如果萨拉米那天不在客货两用车里（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称他已经死了，那就有原因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萨拉米杀死了更让他安全。而对“穆萨德”来说，他们也许想让巴勒斯坦人相信，你们让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话，如果萨拉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实际上这只是假象。
众所周知，在两个对立的情报部门中这种欺骗的伎俩一直存在——不过，这也是事实，即，不管现实多么错综复杂，传闻比现实更为复杂。惟一知道的事实是，萨拉米的汽车确实爆炸了，车里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开的立场都是，这位恐怖组织头子是其中之一。
在叙述那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秘密进行的活动时——后来提供给记者的那些资料也许只是为了糊弄人——一个人说自己收集的资料比别人收集的资料更为精确是轻率的。
当逻辑和常识不能用来检验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性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即使最不符合逻辑和最没意义的报道都可能是事实。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尤其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认真负责的法国新闻记者赛吉·格鲁萨德认为马哈茂德·汉姆沙里要为“处决”威尔·兹威特负责，因为那是“黑色九月”组织其中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的消息来源通常是可靠的。而这条消息恰恰不实——假若汉姆沙里和兹威特是并肩战斗的同志，那显而易见就不可能是这样——但在1973年格鲁萨德第一次报道的时候，以为恐怖分子们喜欢因为派系斗争而互相残杀，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为谨慎起见——不是要提出跟其他报道相反的说法，而是出于兴趣——我觉得还必须指出几点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声称给慕尼黑惨案以后进行的这次反恐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上帝的愤怒”——这次行动几乎全部是由西方记者报道的，他们是克莱尔·斯特宁、埃德加·欧巴蓝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罗纳德·佩恩和大卫·B．汀宁等等——我认为这个代号也许是事后发明的，不是西方记者发明的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以色列人发明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当时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还没有使用这个代号。（有趣的是，两位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代号。）
“迈克”、“塔玛尔”、“乔纳森·茵葛彼”这些代号——有几个作家在描写暗杀兹威特和布迪亚的行动以及利勒哈默尔事件时都用到了其中一个或几个代号——我不这样认为。在利勒哈默尔时，也许有一个特工使用了“茵葛彼”这个假身份，但是没有人使用这样的假护照，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巴黎都没有。“塔玛尔”——大概是突击队长的漂亮的金发女友。根据描述，她也参加了袭击兹威特的行动，在利勒哈默尔还亲自开枪了——纯粹是胡编乱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编乱造，而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的胡编乱造。）我认为，说袭击兹威特和布迪亚的时候兹弗·扎米尔也在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利勒哈默尔现场也是不可能的。“穆萨德”的头头跟金发女突击队员“塔玛尔”一起，几次亲临欧洲现场，带有彻头彻尾编造的味道。但是，这种大胆的虚构行为尤其应该得到“穆萨德”“公共关系”部门的鼓励。
公平地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甚至出现过起初不认可的信息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就拿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原来得到的威尔·兹威特在罗马的一个澳大利亚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冯·布劳恩”。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不真实，是别人凭记忆提供给我的。我决定，除非我能核实，否则就不把它放人我的叙述之中。由于在报纸上也找不到这个名字，我决定将其删除。这本书已经写完了，我才发现没有核实冯·布劳恩这个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虽然这些细节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它们却是所有作家面临的难题。因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不能通过打个电话就能核实。正因为这样，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笔。根据我得到的资料，没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断汉姆沙里的电话线，也没有人假装电话维修人员在汉姆沙里或者他贴身保镖的眼皮底下，把炸弹装在电话底座上。
还有几点比较重要，虽然在整本书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对阿弗纳这个人的评价隐藏起来，但是现在谈谈我对他的印象也许有点意思。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绪的人：沉着冷静，冷静得几乎让你犯困——而几乎不用提醒——又会像蜥蜴一般动作敏捷地突然行动起来。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的手势很少。无论是说话还是倾听，他都很放松，几乎是一动不动。但只要一动，就非常迅速、专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个爬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么思考就开始行动——如果他走在前头，不会转身来看别人是否跟在后面。（“你们怎么进入那栋大楼的？”有一次在欧洲我指着一个限制区问他。“像这样。”他回答道。可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他就从门里走了进来。）他非常注意自己每个细小的习惯，极度重视整洁和闪亮的仪容，喜欢沉思，与人打交道时慷慨大方。
虽然他声称对自己有妻有儿的平静的生活感到满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这个词语我是从深谙辩论术的精神病学家安德鲁·I．马尔科姆那里借用来的）。而这一点，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虽然现在从事秘密活动跟他的愿望和考虑相抵触，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满紧张刺激的体验。因此，我不相信他的声明，说什么他之所以参加反恐斗争，只是因为集体农场、部队、自己家里甚至整个以色列的同龄人都很重视爱国精神。但我不怀疑这是一个因素。
我确实觉得他参加反恐的动机不是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也不是因为可以对其他人动武而得到任何病态的满足。他乐意参加反恐斗争是因为另外一些需求。他与生俱来的喜欢冒险的个性需要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这样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这种性格的人通常见于尽量延缓张伞的跳伞运动员和摩托车赛手等等）。他也有一种高度的竞争性，而这种竞争性通过其他的爱好和能力找不到发泄途径。
这种性格特点不会因为训练而消失。一个希望出类拔萃的人，一个寻求刺激或危险只是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即使环境改变了，判断能力提高了，原来的条件不具备了，他们的这些需求也不会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气和意志时也不会消失。比如，如果这类问题过早出现，如职业运动员，情况就会更糟。就阿弗纳而言，我觉得他讲述这些经历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通过讲述，他能够再一次体验这些经历。
阿弗纳现在对那次任务的看法是，虽然欠考虑，但也不感到遗憾。虽然他声称从个人情感来说对自己干掉或协助干掉的那些人没有敌意，但却一直把消灭他们的肉体看作是必要的、光荣的。他完全支持让他和他的伙伴们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决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疑虑。
虽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次任务是正确的，但他不再对其有效性发表任何意见了。他承认这种办法绝对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动，减少仇恨与紧张。但总体上他是这样认为的，即：如果20世纪70年代他的突击队和其他突击队没有干掉几个高层恐怖分子的话，以色列和西欧会有更�